我非常敬佩林教授在1994年，就能提出中国奇迹这个命题，而且是在中国崩溃论的大背景下，这是难能可贵的。当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的时候，你再说中国奇迹可以说增量不够，但是在一个相反的环境下就尤为难得。而后他从学术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不断持之以恒地探索中国奇迹背后的成因。今天林教授用了一个半多小时，把新结构经济学最精华的地方都表述出来了，当然在学术上可能有争议的，还需要实践地继续检验。所以，这就是说林教授不仅要超越知行合一，还要形成知成一体。

林教授不仅始终跟踪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进行理论的创造，同时也进行政策研究。我和林教授一直参与到中国重大的宏观经济政策辩论以及制定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国家五年规划的决策过程中，1999年“十五”计划我们就参与了咨询，直到“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林教授和我都是专家委员会委员。对实际情况的理解，和对书本的理解以及一般的讨论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来看，林教授是在知行和知成之间，就有一个知识的获取、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应用，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他刚才所介绍的中国扩大内需的情况，1998年和2008年我们都参与到了内部讨论这些问题，而后又通过实践来更好地检验了我们的观点和理论。

实践本身既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检验谬论的标准，既是检验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错误的标准。林教授在讲座的最后，特别谈到了还是要回到实践中来。理论是否成功，取决于能否成功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如果可以，必将使得我们对中国奇迹更加充满信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务实主义的中国研究，或者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

最后，林教授讲到2016年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这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当时林教授作为经济学界或者说是社会科学界的重要代表，做了一个发言。实际上通过观察现在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看到，包括我们学术界在内，很大程度上还是滞后于整个中国经济奇迹，当然不只是经济奇迹，还包括科技奇迹等等方面的实践。这就需要更多的学者，特别是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投入到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既是实践的舞台，更是理论的舞台。

郑京海：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能够来到“国情讲坛”四十周年讲座系列，这算是一个压轴的演讲。我收获非常大，想谈谈三点体会。

第一，实际上林老师的观点很明确，但是这么多年来虽然林老师反复在讲，有时候媒体上还是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作为学生或者年轻一代的老师，如果能够把林老师的理论吃透，那么也要抓紧各种机会去讲。

第二，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动态的，很多对林老师工作的误解是来源于把它看成了静态。动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经济发展或者市场经济建立需要依靠价格机制，同时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比较优势也会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要做出结构调整，政府就需要发挥作用。很多转型失败的例子，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建议把新结构经济学里面描述的最基本的原理，也就是市场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机制，但是除了有效的市场机制之外，政府应该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

林老师的研究工作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他的理论建立在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现代经济学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里头可以抽象出来的结构性变量有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目标、政府决策、收入分配等等，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些结构性变量都会有变化。如何调整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林老师的理论构架，也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三，我想说一下新结构经济学的重要意义。首先，新结构经济学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范畴；其次，新结构经济学是动态经济发展理论，具有很高的政策相关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技术含量；最后，新结构经济学是对古典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总结。

Q&A

问题1：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比较优势，跟国外西方经济学所强调的比较优势有什么不同？

林毅夫：两者有共同的地方，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新结构经济学，在谈比较优势时都认为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这点是共通的。但是西方经济学谈比较优势的时候，一般侧重点是在贸易，你为什么会出口这个产品、为什么进口这个产品。我谈比较优势的时候，更多的是谈国内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怎么决定的。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即使是一个封闭经济，即使没有贸易，最优的产业和技术的选择还是决定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所以并不是说要有贸易才有比较优势，没有贸易的时候，产业和技术的选择还是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

此外，国外谈贸易的比较优势的时候，不太重视经济的动态变化。我在谈比较优势的时候，是以发展经济学作为切入点。每一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决定于在那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如果在每个时点上，都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的话，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如果同时有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就会有竞争优势。当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同时进行资本积累和投资的经济效益会最高，这样资本增加、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会最快，产业结构能够提升，收入水平就能够提升。

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谈比较优势，更多是从一个经济怎么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谈，和一般国际贸易讨论的比较优势只是讨论静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同。

问题2：改革的渐进双轨制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种渐进双轨制的发展和转型模式是怎么变动的？

林毅夫：改革必须与时俱进。如何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初期，旧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所以当时的保护补贴是一种老人老办法的“雪中送炭”。同时通过采用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以“新人新办法”来发展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加上政府是因势利导的，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办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非常有竞争力，使得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结果就是我们1978年的时候人均GDP仅156美元，现在为8640美元。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不再那么极端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