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也就不难明白华盛顿共识为什么会失败，而且失败这么惨。对于转型之前的那些扭曲，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价格形成的扭曲以及对大型企业的国有化，这种扭曲都是为了把那些资本密集的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起来的必要制度安排。华盛顿共识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些扭曲的内生性，认为这些干预都是外生的，所以可以随意改掉。但是在那些资本很密集的现代化产业，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没有这些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如果把这种干预扭曲都取消掉，企业就全部垮了。这些企业垮了可不可以接受？垮的话就会有大量失业，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没有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怎么发展经济？而且当中不少和国防安全有关。如果没有资本很密集、很先进的大的重工业，你能生产飞机吗？能生产航空母舰吗？能生产原子弹、火箭吗？不行。所以如果让它们全部都垮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案例就是乌克兰，90年代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

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航空母舰，后来放弃了，把他们的瓦良格号卖给中国，变成了辽宁号。乌克兰原来可以生产全世界最大的飞机，从飞机头到飞机尾前后长达84米，直到现在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大的飞机，他们同样放弃了。后来听说他们把生产大飞机的蓝图卖给中国，单单蓝图就十几吨重。中国这几年的歼几、运几能够发展这么快，我想也和此有一定的相关。乌克兰原来还能生产原子弹、核弹，也全部都放弃了。结果现在俄罗斯要拿回克里米亚，乌克兰一点办法都没有，东边边境老在闹独立，也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乌克兰之外，好像还没有国家“天真”到这个程度。

为了国防安全，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和军事工业相关的产业，即使私有化以后也不能让它垮，但现实是不补贴活不了。所以问题是这些必然给保护补贴的企业，到底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在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关于这个问题，80年代90年代期间我在国际、国内和很多人争论，当时流行的是科尔奈的说法，国有企业亏损给补贴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有，跟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关系，儿子亏本父亲必须给钱，所以私有化之后、切断父子关系就没有问题了。

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政策性负担，事实上这些产业都有战略性政策性负担。如果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是国家战略需要的，有此政策性负担，不给保护补贴就活不了的情况下，到底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当时我的推论是：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会比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少。

为什么这么推论呢？当国有化的时候，如果碰到企业亏损，厂长经理会跟国家要钱，说不给我保护补贴我就活不了，我活下来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只好给保护补贴。不过给了保护补贴以后，当时没有“八项规定”，厂长、经历多吃一点大概很难避免。但是能不能直接放在口袋里，不能说他绝对不会，但当时即使没有从严治党也是贪污。贪污的话，抓到要判刑，严重还要枪毙。因此如果是国有的话，哪怕要贪污，也只能偷偷摸摸做，既然不敢明目张胆，多数也就只能小打小闹的做。

而当私有化了以后，有没有私人老板补贴国家的？没有。私人老板以同样的理由，和国家说必须给我保护补贴，然而拿了保护补贴以后，他们放在口袋里面是天经地义，所以就会有更大的寻租积极性。寻租的时候，他就会跟政府官员说，你们那么清贫、每个月工资那么少，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保护补贴？然后我在瑞士或者巴拿马给你设个帐户，咱们“二一添做五”。所以为什么普京的朋友都是巨富、都是亿万富翁，无论是音乐家、画家、作家，只要是普京的朋友都是亿万富翁，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决定给多少租金、多少补贴。

90年代我跟很多人争论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争论。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没有效率，直接民营化就好。我说，如果是在竞争性行业也许有道理，但是在自然垄断行业或者是违反比较优势但是与国防安全相关，这种资本很密集的产业存在战略性负担，其实私有化以后效率更低。90年代时跟人家争论只是逻辑推论，现在则有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以及东欧国家、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学家，都给出了大量实证研究予以证明。我2015年的时候在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发表过一篇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反思华盛顿共识的文章“Washington Consensus Reform:A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可能是近几年引用率最高的,其中引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的结果。遗憾的是国内很多经济学家对实证经验的证据不太在乎，只是看到国有企业没有效率，认为私有化就好。但是实际上私有化以后，给的补贴更多，从而导致腐败现象更严重，收入差距问题更厉害。

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

新结构经济学用现代经济学的方式，来研究结构和结构扭曲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也给现代经济学的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马克思主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一认识是从人类的历史规律总结出来的，但是怎么运用于现代社会呢？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哲学，清晰描绘了人类社会从原始共产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进入到农民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在现代经济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怎么表现？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找到了一个纽带、一座桥梁。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是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这样一个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什么东西决定生产力？马克思是从长远的历史发展来看。而在现代产业当中，生产力实际上是决定于这个社会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资本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高；如果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的，那么生产力水平就低。

我前面谈到，为什么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产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不一样？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要素禀赋中是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所运用的技术也一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力水平就低。在农业社会里，资本非常短缺，因此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就低。

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不仅决定了生产力水平，而且也决定了生产关系。当生产力水平低的状况之下，工资水平就低，工人和农民距离生存线就非常近，有工作才能生存，没工作就没有办法生存。因为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工资所得基本都吃掉了没有积累，有工作就能活、没有工作就不能活。劳动者跟地主或资本家谈判，没有谈判能力。地主和资本家相对比较富有，距离生存线较远，即使工人都不工作他会有损失但是不会活不了，可是工人没有工作就活不了。这种状况之下，工人和农民在谈判地位中处于不利地位，生活和待遇等等水平就会很低。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产业的资本和技术也越来越密集，劳动生产率水平越来越高，工资水平也越来越高。当工资水平高了以后，工人哪怕几个月、半年不工作，也不会活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资本家要跟工人谈判的相对谈判能力在不断减弱。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就非常清楚，80-9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工人求着要进入这些工厂，这些工厂都是血汗工厂，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非常差。现在反过来了，是资本家必须哄着工人，工人才愿意工作，如果工作条件不好，马上到另外一家去，实在不行哪怕半年不工作也活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