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水平，后者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而且，要素禀赋结构也会经由决定产业、技术结构而决定合适的上层建筑。合适的上层建筑有很多方面，这里我以金融为例。金融是当前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每个大学里都是读金融的最难考。现在教科书里面讨论的金融都是现代金融，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券、大银行，这些都是现代化的金融安排。但是金融教科书讨论的都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所需要的金融安排，发达国家要素禀赋结构水平高，产业和技术的资本非常密集，资本的投入都非常大，所以金融安排必须能够动员大量资本。发达国家的经济要发展，也必须依托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可是其技术和产业都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如果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自己发明，风险非常大，所以在金融上必须要有能够分散风险的制度安排。所以，这些金融教科书中所讨论的这些现代金融，都是适合于发达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而我们发展中国家有70%的劳动力都是在传统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形态以小农户或者是微型小型的制造业、服务业为主，资本需求并没有那么大。所有的行业相对都是成熟的，用的技术也绝大多数是相对成熟的技术，整个生产比重当中更大的这种小规模农户、小规模服务业和制造业，资本需求量非常少。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可是实体经济的特性不一样的话，相应的制度安排和金融法律法规也应该不一样。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对的，问题是我们过去不太注意不同的经济基础，相对应合适的金融管理、金融体制也应该不一样。这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应该怎么调整，新结构经济学找到了一个相应的分析方式，让我们知道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中，金融体会、法律、法规应该怎么样安排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比如财政。公共财政是现代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分支，也是研究经济运行的。公共财政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政府要不要进行反周期的干预？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下滑的时候，应该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去投资、去创造就业机会，让经济得以恢复。但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这种反周期的作用是无效的，因为如果反周期的干预，即使政府投资创造了就业，但是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增加，赤字增加以后将来政府的税收要增加。一般人是理性的，会有“李嘉图等价”，也就是即使现在有工作有收入，预期将来税收要增加，为了让生活平滑，现在必须储蓄以应付未来税收的增加。从而造成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增加，但是储蓄率增加，总需求不增加，最终仍然不能走出危机，而只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所以理性预期派反对采用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这些观点在国外很有影响，在国内也有很多支持者。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上述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也许在发达国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则不见得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主要靠政府，因为存在很多的外部性问题。政府什么时候做基础设施最好？是在经济下滑的时候。因为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基础设施会创造就业，而且还能够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将来经济恢复以后，整个生产力水平都会提高，进而带来政府税收的增加，并且可以用未来的税收偿还现在政府赤字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避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所谓李嘉图等价。

这种可能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因为发达国家普遍基础设施是有的，顶多就是比较老旧。把比较老旧的基础设施在经济下滑的时期去改造，形象比喻就是挖个洞、补个洞，效率提高有限。可能漂亮一点，但是没有提高效率，不提高效率将来就不能增加政府财政税收。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到处都是，消除基础设施的瓶颈什么时候最好呢？当经济很热的时候去做，经济会更加过热，相当于火上添油。而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去做，就可以把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超越凯恩斯主义”。时间所限，可以举的例子还非常多就不多举。

总的来说，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以及过去四十年发展来看，目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基本上不能避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这些主流理论好像可以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但是真正按照那样去做，由于条件不一样，一般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反而还把问题弄得更大。究其原因是发达国家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模型自觉不自觉把发达国家的条件作为理论的明的或是暗的前提，这就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总结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但是，成功一定有道理，这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最好的机会。只有我们自己进行理论创新，从自身的实践经验当中去了解成败背后的道理，所提出的理论创新才会对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比较好的参考，这也就是昨天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讲话中所谈到的必须从我们的实践当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2016年5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也谈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有幸做为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与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奇迹，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就是不想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我们大家共有的，所以我也非常期盼跟各位一起抓住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机遇，让我们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而努力，让我们一起互勉不辜负这个时代，谢谢！

胡鞍钢：林毅夫教授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了介绍。无论是信息含金量，还是理论含金量，都非常巨大，相当于既讲授了发展经济学，也讲授了制度经济学，从历史视角、国际视角、理论视角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我是在1990年前后认识林教授的，当时我正准备去耶鲁大学，林教授也正好在那里做博士后，到今天已将近30年了。这一路走来，林教授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具务实主义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所有的理论创造、理论来源，不光来自中国的实践，也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可以说，林教授所了解的视野和情况，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实践。

为什么林教授昨天能够获得“改革先锋”奖章？我个人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央的介绍词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林教授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创新应当超越“知行合一”，他提出了“知成一体”的新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整个70年的实践过程当中，凡是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践行政治上的务实主义的都成功了，凡是超越国力、脱离国情都失败了。不光是毛泽东时代，也包括后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都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但是我们很少意识到，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一个务实主义问题，怎么样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理论创新、理论贡献。林教授今天的讲座，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明，特别是他讲到中国做对了什么，为什么会做对，做对之后这些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又是怎么样通过自身的理论创新持续的。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创造了伟大的中国奇迹。而第一个点出中国奇迹的就是林毅夫教授，在1994年他和蔡昉、李周写的一本书里（《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当时全世界都不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期待着中国是不是下一个苏联。90年代初我去耶鲁大学的时候，许多人也问我，说苏联都解体了，中国什么时候解体？

什么是奇迹，如何去理解这个中国奇迹？奇迹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今天林教授把中国奇迹说得非常清楚。从工业革命到今天，全世界有过四个奇迹：第一个是英国奇迹，计算下来年平均增长率为1%多一点；第二个是美国奇迹，1978-19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3.9%，一共持续了42年；第三个是日本奇迹，1950-197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而今天林教授介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些数据，已经打破了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