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源流上的杜撰和误导。

第一次出现“中华文化”主题，是三年级上册5单元，有《孔子拜师》、《盘古开天辟地》、《赵州桥》三篇精读文章，这里，也是全教材第一次对圣人孔子进行的介绍。孔子是中华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与后面两千年文化的奠基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关键人物，然而，小学教材却胡说老子“把自己的学问毫无保留第传授”给孔子，笔者不才，想请教这个历史细节是在哪部史书上看到的？对于孔子这样重大的历史人物，是否可以随意进行误导和篡改？

（二）、混乱的先祖：黄色文明之“祸”与蓝色文明之“福”。

四年级下册，出现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黄河是怎样变化的》，一篇是《普罗米修斯》，分别在第3单元和第8单元，分别讲述的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之祸与普罗米修斯给全人类带来生命之火、幸福之火，对比十分强烈。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却被教材说成是“多灾多难的祸河”、“忧患”。

《普罗米修斯》一文，讲述“普罗米修斯为了解除人类没有火种的困苦，不惜触犯天规，勇敢地盗取天火，从而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智慧，并与宙斯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动人传说，颂扬了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暴，为民造福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教师用书语）

当然，公允地说，教材三年级上册18课有《盘古开天辟地》，三年级下册31课有《女娲补天》，也是对人类祖先的描写。即便如此，在四年级下册讲述“中华民族摇篮”黄河之祸，超出一个小学生的辩证理解范围，恐怕是不太合适的。

八、篡改、杜撰、伪造：西化是刻意还是无意？

我们知道，爱国、革命故事，一直是小学语文的核心主题，但是由于这两大主题的特定内涵，西化处理的操作空间不大。但是，人教版教材也有办法。人教版在安排“爱国”主题单元学习时，有三大手法，第一，简化处理，只安排两个单元；第二，将一个单元放在识字阶段，即二年级上册，这阶段重点是识字，而不是内容吸收；第三，另一单元的重点文章安排一篇怀念民国的文章。

人教版安排“革命先辈”主题单元学习时，也有三大手法，第一，简化处理，歌颂革命先辈和英雄人物的精读文章仅仅7篇；第二，部分文章移到识字阶段，前述7篇精读文章，有2篇安排在一年级（识字阶段）；第三，空洞化处理，如开国领袖毛泽东专题，精读两篇，一篇是诗歌，一篇是讲开国大典，毛泽东本人的形象十分空洞。该单元另外两篇《青山处处埋忠骨》、《毛主席在花山》，毛泽东形象比较丰满，具体讲毛泽东热爱人民群众、为人民事业牺牲长子的高贵品质与宽阔胸怀，均为略读。

人教版在“品质”、“智慧”等各个主题单元进行西化处理，是刻意为之。编写组通过篡改、杜撰、伪造等方式，造成西化的既定事实。

如《蓝色的树叶》一文，该文讲述了中国孩子自私自利、勾心斗角的故事，但这原本并不是中国故事，而是出自乌克兰作家瓦·奥谢叶娃作品，原文主角是外国人，名字分别为卡佳与莲娜，却被改写成中国人名：林园园和李丽。

吊诡的是，同样是奥谢叶娃的作品《三个儿子》，是对外国孩子优良品质的赞美与歌颂，人教版却没有将其改写为中国人名，而是保留了外国形象，选进二年级下册第23课。

更为吊诡的是，人教版还会进行逆向篡改。经典的中国古代寓言，韩非子《矛与盾》，被改写成一篇外国文章《矛和盾的合集》，原本体现中国古人辩证思维的经典故事，却成了歌颂外国从古代到现代、从古人到今人，都很聪明智慧的文章。

人教版不单通过篡改、造假来歌颂西方白人，还会通过篡改歌颂日本。如《手捧空花盆的孩子》一文，原本是个朝鲜的寓言故事，歌颂小孩诚信，主角原名宋金，却被改成一个日本人名“雄日”，配图中孩子形象头上包着白色布条，明显是日本人形象。在日本文化中，白色被赋予男性的、献身的、胜利的等含义。

可见，哪个故事选择怎样的人物形象，是经过教材编写组精心设计的。《蓝色的树叶》一文，实际上是12个品质教育单元中唯一一次出现虚拟的中国小孩人名，这个虚构的、篡改的故事却是用来贬低中国小孩。相比之下，教材有许多虚构的故事赞美外国小孩，如《燕子专列》，伪造故事歌颂外国孩子，讲述瑞士小姑娘贝蒂“一个人就救护了十几只燕子”；如《我不是最弱小》，虚构外国小孩萨沙的故事，“激励我们每一个孩子挺起腰板”（教师用书语）；如《检阅》，虚构外国孩子博莱克的故事，“洋溢着浓浓的现代意识和人文关怀：要自尊、自强，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平等权利，使学生在阅读时初步感受到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师用书语）。

为歌颂白人把篡改、伪造做到极致，当属《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一文，此文出自《西雅图的天空》，原文核心是对白人种族屠杀、破坏环境的控诉，却被教材编写组删得一干二净，又改写得面目全非。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掠夺史，对印第安土地的破坏史，变成了印第安人主动“放弃”和“转让”，变成了白人“善待”环境。

人教版教材部分文章隐含极端错误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如人教版教材编写组频频把歌颂民国的文章编入教材，同时，也把丑化新中国的文章选入教材。在人教版的语文教材中，新中国前三十年，是这样的：贫穷灰暗，“极其瘦弱”、“脊背弯曲”的母亲在“噪声震耳欲聋”的纺织工厂里像奴隶一般工作。这样的描述来自五年级课文《慈母情深》。

相较于新中国的“黑暗”童年，人教版在歌颂“美好童年”时光的时候，却大量采用民国的童年记忆：

民国“童真的童年生活是那样的美好，它可能有一点单调，但是有了骆驼队，有了清脆的铃铛声，有了对骆驼队的思念，一切又变得妙不可言。”（教师用书语）

民国时期童年是：“这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这里是自由的，花是自由的，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空气里弥漫着自由，童年的作者也是自由的，这自由是她童年快乐的源泉。”（教师用书语）

这样的教材，是否值得反思和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