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有政治，而是没有民主政治

垄断着政治权力的英国，一方面把极少数的华人精英吸纳到体制内，另一方面把绝大多数的华人排除在体制外。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而民主则是人民的统治、人民当家作主。换言之，民主政治就是人民能够当家作主，有权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与此相对的，就是殖民者从人民手中剥夺政治权力、继而垄断政治权力的殖民统治。因此，英殖时期的香港不是没有政治，而是没有民主政治，殖民政治排斥了民主政治。

吴增定教授指出：“尽管极少数华人富商巨贾和权势人物有可能幸运地获得参政、议政的资格，但绝大多数华人则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沦为纯粹‘经济的动物’。”[11]

吴教授用上“沦为”二字是极之准确的，他指出了港人不是天生不理政治，而是被英殖剥夺了政治权力，导致他们在体制内几乎无渠道参与政治，渐渐形成一种尽量不问政治的社会氛围。

事实上，“经济动物”这一形象不是一件光彩的、值得褒奖的东西，而是殖民统治创造的不正常、不健康的产物，也是精神文明低下的表现，是造成港人对政治无知的重要原因之一。

虽然港人长期被排除在体制外，但不代表他们完全没有参与政治的意欲和行动。

林蔚文教授通过对1949至1979年各大报章对社会政治活动的报道的梳理，发现这段时期香港出现的社会政治活动颇为活跃，五十和七十年代均发生了约二百次社会政治活动，而六十年代也有百多宗社会政治活动，更遑论1966、67年出现的两次大规模的反殖抗争行动。[12]

香港“六七暴动”时的英国士兵，图片来源：wiki

只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活动受到英殖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参与者常将自己包装成政治中立者，强调进行的是无关政治的自发行动，但没有改变这些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政治性。

的确，二战后大量内地移民为逃避战乱和政治运动而来港，形成“移民社会”。既然这些内地移民是为避开政治运动而来港，自然对政治大多采取疏离和冷漠的态度，而且他们不以香港为家，只视香港为“借来的地方”，自然也无心关注本地政治。

然而，在冷战氛围下，国共及第三势力一直在香港进行大量政治活动，社会也存在各种政治主张和思潮，只不过受到英殖的严密监控和打压。

英殖可能希望香港永远是个“经济城市”、港人永远是“经济动物”，但到了六十年代，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一代，对香港产生一种归属感，视香港为家，开始关心本地政治。

七十年代，随着经济及社会发展，港人参与政治的意识、诉求和行动日渐增加。假如将政治化狭义地理解为大众的政治参与，当时香港社会已经开始政治化了。

金耀基教授在提出“行政吸纳政治”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今日，香港不止是一经济城市，也是一政治城市，更多的大众，特别是年轻的知识人，对政治的关注已渐渐增高，他们的香港的认同亦渐渐加深。”[13]

当然，笔者不同意金教授这种经济城市和政治城市的论述，但他确实承认了香港的政治化趋势，当时正值被视为香港经济起飞的繁荣期，而这种政治化趋势与经济繁荣状态是并存的，这个情况却偏偏被热衷引用金教授观点的“经济城市论”者所忽略。

为了应对这个政治化趋势，英殖也大大加强对大众的政治工作。最明显的，是1968年反英抗暴被镇压后成立的民政主任计划，在港九市区设立民政署，内置民政主任。

表面上，民政主任负责的是民生事务，但他们实际上进行大量政治工作。当时负责推行民政主任计划的华民政务司何礼文在计划正式推行后一再强调：“民政主任是‘政治事务官’，因此，民政主任不但要‘尽量与所属地区内的市民保持联系’，也要‘评估政府政策的整体影响’，以及‘向普罗大众解释这些政策，和政府在处理这些难题上的成效’。”[14]

1982年地方行政计划推出后，英殖更把新界理民府和港九市区民政署两套制度二合为一，改称为政务处，主管为政务专员，并由政务总署统筹，下分港九政务署和新界政务署。

因此，“香港是不问政治的经济城市”、“港人是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这都是英国殖民统治建构出来的假象。

政治发展出问题，还是政治本身是问题？

回归二十多年，香港的政治发展无可否认出了问题，政治生态不断恶化，政争严重阻碍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经济城市论”者会问，这不就是“政治化”的恶果吗？

首先要弄清的，是政治发展过程出了问题，还是政治本身就是问题。这两种观点会引申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假如认为是政治发展过程出了问题，那我们的工作，就是对政治发展过程作出修正和调整。假如认为香港是经济城市，不是政治城市，应该不问政治，那就要马上展开去政治化，只搞经济，不问政治。

如上述，六、七十年代起，随着港人的归属感和社会经济发展，港人的政治意识日益增加，“政治化”已经是不争的现实。“九七回归”更是推进香港政治发展的最大因素。

《白皮书》强调，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民主的新纪元。在文章《香港需要怎样的民主理念？重新认识“民主回归”》中，笔者也曾指出：“百多年前英国侵占作为中国土地的香港，实行殖民统治，导致在香港的中国人民沦为被统治者，这样又何来民主可言？因此，回归象征着中国恢复对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殖民统治，让中国人民重新当家作主。”香港回归祖国必然改变殖民统治，让在港的中国人当家作主，参与管理人民的事务，使民主政治取代殖民政治。

因此，政治化是必然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坏事。关键在于，政治发展是否有序平稳。

《白皮书》指出：“英国殖民统治不但没有给香港带来任何真正的民主，反而为香港回归祖国后民主的发展埋下了祸根。”所谓“祸根”，是英殖在回归前夕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这就是导致回归后香港政治发展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的恶果，在于其导致各方都将选举政治等同于民主政治，将选举的开放及竞争程度视作量度民主程度的唯一指标。

回归后，香港的选举政治不断发展，选举的开放及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加剧社会撕裂及对立，开放程度之高，甚至夸张到可以任由反中乱港分子，通过开放的选举进入特区的管治架构。

选举政治劣化所导致的乱象，相信无须笔者花篇幅作具体介绍。换言之，不是政治及政治发展本身是问题，而是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所导致的唯选举论，以及否决政治、激进政治、暴力政治及民粹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