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关注香港的读者，相信都听过“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句话。放眼全球，很少有城市会像香港般时常被称为“经济城市”。即使是与香港合称为“纽伦港”的纽约和伦敦，也没有这“待遇”。

“经济城市”通常伴随着一个具有相反意思的概念：“政治城市”。同样地，除了香港，我们甚少听到一个城市被称呼为“政治城市”。“经济城市论”者也常常把港人形容为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

“经济城市论”者认为，香港本质上是个经济城市，而非政治城市，批评回归后香港出现政治化，政争内耗不断，已由“经济城市”沦为“政治城市”。

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经济城市论”者兴高采烈地表示，香港终于重回“经济城市”，并呼吁往后不要谈政治。

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

不难发现，“经济城市论”者的做法，是先把“经济”与“政治”截然分割开来，然后将“经济”等同于稳定、团结、和平、理性、务实，再把“政治”等同于对抗、分化、暴力、不理性、务虚。久而久之，“政治”就被污名化，“政治化”也变成负面标签。

香港的不少从政者，包括政治任命官员、议员、政党人士，都仿佛患上“政治洁癖症”，将“政治”视作坏东西，纷纷回避政治。当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的一句“议会内外都不应该牵涉太多政治”[1]。

事实上，“经济城市/政治城市”这种二分是不能成立的。以笔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浅认识来看，政治与经济，两者既有区别，又存在着辩证关系，不可能截然分割开来。政治属于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范畴，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宇认为，“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3]

因此，从来不存在“经济城市”，也不存在“政治城市”，每一城市都必然存在着政治与经济。

列宁进一步强调政治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4]

英殖时期的香港不问政治？

“经济城市论”者认为，英殖时期的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而港人就是“经济动物”。他们相信，不问政治正是造就香港繁荣的关键；反之，“政治化”就是破坏香港繁荣的元凶。

孙中山先生指出：“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5]香港这个有如此多人和事要管理的地方，又岂会不问政治呢？

“经济城市论”者经常引用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政治”，认为在英殖时期，政治已被行政吸纳，自然就不存在政治了。

金耀基教授的“行政吸纳政治”论文

强世功教授曾对这一理论作出精辟分析，指出：“‘行政吸纳政治’这个动宾结构句式缺少了主语，只有把主语找出来，才能把真正的政治问题揭示出来。其实，谁都知道港英政府最大的政治就在于港督的殖民统治，这个政治是‘行政’无法吸纳的。……香港政治的殖民性质就在于英国人的支配政治吸纳了中国人的参与政治。”[6]

换言之，英殖时期的香港不是不问政治的，也不是不以政治为主导的，英国的殖民统治就是最大的、最根本的、主导着整个香港（包括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方向、经济利益的归属、社会民生改善与否，都是由殖民统治所决定的。

七十年代是“经济城市论”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时期。他们相信，正因为当时整个香港都不问政治，才得以成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形成繁荣安定的环境。

事实是，殖民政治一直主导着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七十年代为例，当时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英国的外交政治有着莫大关系。1974年5月，总督麦理浩在一份名为《管治香港的目标》的外交通讯中指出：

“我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方法打造香港为一个达国际地位、具备高质素教育、科技与文化，以及有高水平工业、商业、财经设备的模范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国既能得益，但又因为考虑到对这些实质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国内条件之不同，而不愿意把香港收回。”

“这可帮助争取额外的时间，令中国的情况逐步演进，甚至影响中国政府令它考虑或者日后在其主权之下继续给予香港的一个特殊地位，而这样在一定程度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国与其他国家在这殖民地的利益……”

“基于这些政治考虑，而无论如何我亦相信我们的政府会认识到上述意见本身的意义，我们会选择发展香港为一模范城市。但我们应该低调进行，少说话，不对中国做出表面的挑战。”[7]

李彭广教授翻查当时的英国解密档案，也发现英国政府“计划以最短的时间，把香港各方面的发展和生活水平尽量抛离中国内地，并突出香港社会和制度的优势，从而影响中国政府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和政策。”[8]

同时，英殖推行社会改革，也与来自伦敦的政治压力有关。香港制造业的成功发展，引起了英国工商界及工会的关注，他们批评香港欠缺劳工保障和福利使港商可以大幅减低生产成本，以低价将产品输出外地，包括英国本土，损害英国工商业。

麦理浩，图片来源：wiki

与工党政府有密切关系的智库“费边社”发表《香港：英国责任》的报告，大肆抨击香港漠视劳工权益。面对庞大的政治压力，英国外交部1976年制订《香港计划书》，要求港府必须全力改善劳工福利。虽然麦理浩抗拒《计划书》提出的大幅度改革，但为了满足伦敦的要求，也开始大幅增加福利开支。[9]

因此，吕大乐教授指出：“‘麦理浩时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点，不是不谈政治，只重视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于他的外交政治的考虑，他将香港社会经济发展连系到一个有目标、方向及中、长期考虑的框架。”[10]

英殖时期的香港，政治从来都主导着经济和社会。所谓以经济为主导、不问政治的“经济城市”，只是英殖用以淡化和粉饰殖民统治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