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力量对比问题

从根本上说，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不是有没有政治、谈不谈政治的问题，更不是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出现与否的问题，而是在政治斗争之中的力量对比问题：谁掌握了香港的政治领导权（hegemony）和政治话语权（discourse of power）？谁主导香港的政治发展？是中央、特区及爱国势力，还是外部势力与反中乱港势力？

事实上，英殖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目的都是“企图把香港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对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影响。”[15]

因此，回归二十多年，香港政治发展出了问题，关键是在中央授予高度自主权的情况下，特区及爱国势力未能实际上（不是名义上）掌握政治领导权和政治话语权，无法确保香港政治有序平稳发展，也无法确保我方的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

造成这个现象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方长期不问政治、回避政治的态度。已故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指出：“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16]换言之，问题不在政治或政治化本身，而是我方没有搞好政治，没有牢牢掌握政治领导权和政治话语权。

挥之不去的政治问题

2019年“黑暴事件”后，中央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香港政治生态大变。“经济城市论”者认为，香港自此便重回“经济城市”，无需再理会政治。

的确，中央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成功将反中乱港势力压下去，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但不代表自此一劳永逸，无需要理会政治。事实上，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从硬性的法律及制度建设，到软性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在重新确立基本的政治原则。

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必然长期存在，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着。此消不一定彼长。况且，在“港人治港”下，香港的从政者总不能期望凡事由中央出手解决。这意味着治港者有很多政治问题要处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

现在，反中乱港势力虽然被压下去，但香港社会民情基本不变，支持或同情反中乱港势力的港人实际上仍不在少数，如果加上“中立”的，甚至要超过半数，反中乱港势力则伺机而动。

“颜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指出：“在民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最初交给公众的任务必须是低风险、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同寻常的方式穿衣——可以公开表达异议，并给公众一个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的机会。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议题（例如争取安全供水）作为集体行动的焦点。战略家们应当选择这样的议题：其价值能够得到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有限的运动中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不满，还能使民众确信他们真正拥有潜能。”[17]

吉恩·夏普相信，这类行动“有助于确保取得一系列胜利，不仅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增加自己的优势，转变力量对比。”[18]

吉恩·夏普，图片来源：prio.org

从反中乱港势力对于野猪问题及防疫抗疫工作的宣传炒作，包括呼吁市民拒绝接种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序，以及将扑杀仓鼠的措施说成是“大屠杀”，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相当符合吉恩·夏普的“政治反抗”策略，利用看似非政治性议题进行政治炒作。

而且，外部势力不会停止打“香港牌”，必定会继续利用香港抑制国家发展，继续“搞局”。因此，政治斗争肯定不会消失，而政治工作、对治港者的政治要求，包括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及对政治人才的需求（而造成香港政治人才匮乏，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也肯定不会比以往少。香港的部分从政者如果继续过去那种不问政治的态度，恐怕会再次酿成错误。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以至抗疫都是政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既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9]，也强调“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可见，民心与民生这两个“最大的政治”是相通的、统一的。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争取民心的重点，表面上是非政治性议题，但本质上就是政治：

宏观而言，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民生要惠及那些民众，这些都是政治。例如，港府与爱国阵营经常强调香港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但何谓“国家发展大局”？如何融入？融入的目的是单纯以自身利益出发去“占便宜”，还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该如何应对？这都是政治问题。[20]没有思想政治引领，欠缺政治思维，经济发展就会迷失方向；

微观而言，处理经济民生问题，当中牵涉不同持分者和利益集团，如何处理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如何化解各种阻力，这也是政治。不问政治、空谈经济，是不可能做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

哪怕是现时面对来势汹汹的新一波疫情，特区政府的抗疫路线到底是选择内地的“动态清零”策略，还是选择西方的“与病毒共存（实为‘对病毒躺平’）”，特区政府的抗疫措施是选择向内地学习，还是选择继续抗拒内地的防疫做法，这些都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现时香港就有些人以“抗疫政治化”为由，扬言关于香港抗疫策略的讨论变得“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批评“动态清零”是不科学、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从而鼓吹“与病毒共存”；也有些人十分抗拒内地的抗疫做法，扬言“若全部由内地派员来港处理，更可能打击一国两制”。假如不正视这些政治言论，任由其发酵，将会继续影响社会和市民，不利特区政府的抗疫策略及工作。

抗疫当然有很重要的科学因素，但不是1+1=2那般“纯粹”，而是政策的选择。选择某种政策，就有可能要民众让渡某些权利，采取另一种，则可能让更多的人健康受损，甚至失去生命，也可能导致长期不能与内地顺畅通关，引发更多经济民生问题，这些孰轻孰重的判断，怎么不是“政治”？

民主政治发展可能引致的政治问题

《白皮书》指出，“一个政治民主、法治健全、自由开放、包容和谐、繁荣稳定、胸怀祖国、面向世界的香港必将更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显示了中央没有否定民主政治，认为只是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出了问题，而非民主政治本身是问题。

作出调整后，中央仍然肯定民主政治发展，强调发展香港民主政治的目标和决心不变。这意味着治港者将会继续面对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导致的各种政治问题。

如上述，香港政治问题的核心是力量对比问题。中央、特区及爱国势力实际上能否掌握政治领导权是重中之重。然而，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可能引致的各种政治问题，如果不好好处理，便有可能对社会造成不稳，成为对力量对比产生变化的因素。

首先，民主政治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有权参与管理公共事务。让人民群众“弘扬主人翁精神，发挥主体作用”，积极主动参与选举、协商、决策、监督等，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元素。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

然而，面对着过去英殖对港人的影响（包括对政治无知，以及对开放式竞争性选举的迷信），加上社会民情基本不变的情况，如何在促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确保民众有序参与政治，使民主政治有序发展，这就是政治问题。

更重要的是，《白皮书》提到“中央政府将继续……为最终实现行政长官和全部立法会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而共同努力。”这意味着，中央仍然肯定普选，仍然把实现双普选视为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向”[21]。

如何处理普选的开放性及竞争性与社会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如何管控选举政治的发展，如何处理香港社会、因过去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而产生对选举民主的根深蒂固的迷信，这都是一连串需要面对的政治问题，考验着治港者的政治智慧。

然而，无论如何，期望香港能重回“经济城市”、期望港人重新成为不问政治的“经济动物”，不单只不符现实，而且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结语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已是老生常谈。不过，政治与经济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不可能将两者截然对立开来，也不存在所谓的“经济城市”或“政治城市”。

2019年后，中央将反中乱港势力压下去，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但不代表自此无需理会政治。政治、政治矛盾和政治斗争会长期存在，斗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在不断和迅速地变化着，而经济民生本质上也是政治，意味着治港者仍有很多政治问题要处理，有很多政治工作要做。面对政治、重视政治，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根本无法回避政治。

最后，本文谨以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作结：“政治向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22]

注释：

1. 沙半山：“【政坛诸事町】容海恩金句成热话　自抽：唔讲政治都要谴责许智峯”，《香港01》，2018年5月1日。

2.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

3. 张宇：“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辩证法”，《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5日。

4.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

5.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三民主义》，1924年3月9日。

6. 强世功：《“行政吸纳政治”的反思》，2014年12月13日。

7. 吕大乐：《那似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54。

8. 李彭广：《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2，页62。

9.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61-165。

10. 吕大乐：《那似曾相识的七十年代》，中华书局（香港），2012，页182-184。

11. 吴增定：《行政的归行政，政治的归政治》，《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总第七十四期。

12. Lam Wai-man,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Hong Kong: The Paradox of Activism and Depolitic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4).

13. 金耀基：《行政吸纳政治：香港的政治模式》，《香港之发展经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页15。

14. 曾锐生：《管治香港：政务官与良好管治的建立》，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82。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2021年12月。

16. 刘乃强：《宣传爱国要从反殖入手》，2016年8月21日。

17. 吉恩·夏普：《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1993年。

18. 同上。

19. 习近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学习时报》，2015年8月3日。

20. 邵善波：“香港是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信报》，2022年1月20日

21. 张勇：“‘双普选’”仍是香港民主发展既定方向，《星岛环球网》，2021年3月30日。

22.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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