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宪法赋予参议院较为自由的规则选择权，其实就是赋予了参议院产生“综合症”的基因，这种基因以政党极化的形式在参议院生根发芽直到最后形成“参议院综合症”的“恶果”，“参议院综合症”实质上就是政党极化的结果。

当代美国政党极化的成因:基于制度与实践的分析

将政党极化置于美国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它只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国会内的政党极化始终是美国政治史的主题之一。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戴维·布雷迪通过比较历史上政党中位数差异后认为，目前的政党极化只是历史的再次重现而已，如政党中位数差异在1895年达到高峰后骤降，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降至最低。

参议院制度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其政治体制的优势和问题，是透视美国政治制度特点和政治实践过程的重要着眼点。上文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层面，论证了参议院内部出现议事僵局的原因，揭示了议事僵局背后的政党极化。依此逻辑，下文将从静态的政治制度和动态的政治过程角度分析当代美国政党极化的成因。

首先,美国政党随着宪制政府的建立而产生，政党的发展受到宪法制度的制约，因此美国的政党极化实际上植根于宪法制度。而在以社会契约精神平地建国的美国,政党极化现象的起伏其实是围绕如何解读社会契约的斗争;

其次，美国两党为了使自己的政治学说在政府政策中体现出来、用选举成员担任公职的方式来谋求政治权力，但在政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个人主义催生的党派主义使政治精英醉心于追求个人影响力和政党利益，普通大众沉迷于政治精英制造的舆论，其结果就是精英极化和大众意识形态两极化的出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党极化现象。

(一)政党极化的制度根源——宪法和社会契约

1．源于宪法的极化“基因”。

美国的政党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党制度被称为美国的“第二宪法”。宪法对政党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一人行政负责制促成了两党制的持续且不利于小党的生存;

二是“赢者通吃”的选举制促成大党兴旺小党凋敝的现象;

三是联邦制将美国政府划分为联邦和州两级，造成了美国两党制的多中心状态;

四是行政立法分权制造成总统和国会多数党分属两党的现象，降低了政府内政党的凝聚力且增加了议事僵局，促进了美国政党无责任制的状况。

美国学者丹·伍德和苏林·乔丹认为，制宪者们设计宪法的初衷就是维持极化体系。制宪者们害怕和憎恨民主，无意于建立一个可以解决党派斗争的体系，于是他们制定了一套旨在预防民众治理的机构，将权贵阶级的利益制度化的同时，提高改变制度的难度，保证政治冲突的永久性存在，这也就使美国政治具有先天的极化“基因”。这种设计的效果不负众望地贯穿于美国历史，美利坚合众国初期时围绕联邦主义和19世纪50年代围绕奴隶制问题的战争就是党派冲突的结果。

美国南北战争（图片来源：网络）

建国时期，联邦党为权贵阶级争取利益，而反联邦党/民主共和党则寻求消除权贵阶级优势和自身阶级优势;

进步时期，“顽固保守派”共和党试图为权贵阶级保持优势，而民粹主义民主党则试图消除这些优势以更广泛地扩大政府的利益;

20世纪80年代以后，民主党试图维持在新政/伟大社会中平民阶级拥有的优势，而共和党试图消除这些优势，并且采取更严格的政府福利分配。源于宪法的极化“基因”使美国政治顺理成章地出现两极分化现象，政治僵局也日益成为常态，参议院则是这种设计的典型缩影。

制宪者们有意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少数人利益的体系，却无意于建立一个解决冲突的体系。“少数人权力和多数决定原则”与参议院自行制定规则的权力相结合，既保证了少数派为自身利益进行斗争的权利，又保证了多数派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当多数派和少数派的力量旗鼓相当之时，政治僵局则应运而生。

2．基于社会契约的阶级斗争。

贯穿美国历史的政党极化实际上是围绕“谁受益和谁买单”的经济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源于对美国社会契约的两种解读，即制宪者社会契约和新政社会契约。尤其在20世纪，美国极化现象的轨迹与民众最低收入的演化轨迹一致。

作为美国政治常态的政党极化在历史上有三个高峰期:建国时期、进步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建国时期，虽然没有政党，但是基于阶级差异的两极分化已经存在。权贵阶级与平民阶级形成对抗，最终按照权贵阶级的意愿建立了美国政府，例如由于普选的州政府不易掌控，因此富裕阶级通过强化联邦权力，弱化州的权力，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权力来限制平民阶层的制度挑战力量，这种设计的结果就是在联邦政府内实施阻挠比采取行动更有效。

早期宪法中，制宪者社会契约将权贵阶级置于具有绝对经济优势的地位，其中包括低税、货币稳定、低息借款和联邦法规的自主权等，此时的权贵阶级仍然掌握着国会和法院的主导权，因此1789年至1932年，美国政治极化的结果仍然是维持制宪者制定的社会契约。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促使人们反思权贵阶级手中拥有的优势是否合理，关于美国的社会契约产生了新的解读。根据新政社会契约，向富人收更高的税、降低关税、降低信用工具的价值、提高监管、增加政府干预等手段使平民阶级获益。20世纪60年代，伟大社会计划强化了平民阶级的利益，削弱了权贵阶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