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奥巴马时期，美国参议院对议事规则进行了改革，针对总统提名的候选人的辩论时间予以压缩，而涉及总统提名的司法和行政官员候选人的表决，只需要简单多数同意就可以启动“结束辩论”程序，从制度上缓解了“议事阻碍”阻挠议事的现象。

早期的参议院遵循的是互惠和礼让原则，采取了“激励和约束”的设置(set of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在历史上，参议院经历了多次改革，为了实现合理议事，议事规则开始变得复杂，早期参议院的优良作风也逐渐不复存在。

美国参议院（图片来源：网络）

与早期参议院相比，现代参议院拥有了美国政治中的新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政党的兴起、政党对于参议员参选重要性的变化、数十年规则制定以及参议员之间非正式惯例的出现等等，参议院议事僵局也正是来源于此，但追根溯源，参议院少数派和多数派的竞争合作模式演化成近乎对抗性的“阻挠与限制”模式，是两百多年以来政党联盟在宪法范围内围绕立法程序和政策偏好竞争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影响着政党联盟竞争的过程，“参议院综合症”的恶化过程就是政党极化发展的过程。概括起来，可从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两层因素分析。

(一)政治制度因素

首先，制宪者们希望参议院的运行比众议院更加冷静、系统和智慧，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他们给予了参议院更多的期望和自由。

例如，当选参议员的年龄要求为年满30岁(比众议员大)，且其所持美国公民身份不少于九年;参议员的任期为六年;各州拥有两名参议员名额等。这些基本要求保证了参议员见闻广博和成熟稳重的特质、参议院的稳定性，以及各州的平等性。

而对参议院的演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因素在于参议院可自行制定程序规则，这赋予了参议员在全体辩论环节和提交修正案环节极大的自由权力:

其一，参议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辩论，除非获得在场60位参议员的同意启动“结束辩论”;

其二，参议员可以无限制地针对任何法案提交任何无关的修正案。

这两项权力让少数派如虎添翼,在阻挠法案的过程中处于“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位。其次，如上文所述的“参议院综合症”,其产生根源正是美国政治体制设计，即“少数人权利与多数决定原则”(Minority Rights，Majority Rule)下的少数派和多数派竞争合作的立法模式，这种设计反映的是美国政治体系的竞争型价值观:既保护多数派顺畅行事的权力，也保护少数派防止多数派独断专行的权力，但这种制度设计在美国参众两院产生的实际结果却相反。

在1789年参众两院开始运转之初，制宪者无意偏袒任何一方，当时两院多数派和少数派的角色和权重相同。时至今日，国会两院的多数派和少数派权重格局却截然相反:在多数派统治的众议院，少数派对国家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影响力;而多数派领导的参议院，少数派利用“议事阻碍”等议事程序能实现对多数派议程安排的有力阻挠，从某种程度上看，少数派才是参议院的实际操纵者，这种情况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尤为凸显。

美国历史上共有168次总统人事任命被“阻挠”，其中奥巴马时期的人事任命被阻挠82次，而之前43位总统的人事任命总共才被阻挠86次。奥巴马连任后，提名了35名联邦法官以填补法院系统的法官空缺，却因为参议院内少数派(共和党人)的阻挠，迟迟未能进入投票表决阶段。其中，凯特琳·哈里根(KathleenKerrigan)在被提名近两年半后，依旧在等待对其提名进行直接表决的机会。根据统计，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地区法院法官和上诉法院法官中，等候任命超过百天的比例分别是42%和78%，该数据在布什执政时期只有8%和15%。

简而言之，宪法中关于参议院内部程序规则的缺失与参议员行使权力的自由相互作用，最后发展到参议员将极端程序进行极端利用。这种制度性因素影响之所以难解，究其原因除了地位崇高的宪法难以改变之外，更具体的原因在于，其一，改变“议事阻碍”规则需要至少67名参议员的同意。然而,任何类似的争议性议题通常都难以获取2/3的投票，在政党日益极化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实现;其二，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概念需要放置于具体的时期内和具体的议题上，参议员们深知自己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少数派，届时“议事阻碍”等阻挠性程序将是他们维护自己和政党利益的强大武器，因此，纵使怨声颇高，参议员们也无诚意改变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