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经济危机使东亚经济完全失控，只有美国展现出了稳定全球金融体系的能力。美国为受到冲击最严重的亚洲国家筹集了1200亿美元国际紧急财政援助资金，并让那些国家平安度过了危机。《时代》周刊把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作为封面人物放在一起并为文章冠以《拯救世界三人组》的标题。

走上下坡路

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一趋势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多人的关注；90年代末，那些有潜力削弱美国地位的力量也逐渐崛起，而那时人们已经开始把美国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和“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那些有潜力削弱美国地位的国家中，如今人们首先会想到的便是中国。在今天看来，我们很容易得出“北京是华盛顿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对手”的结论，然而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历史的轮廓并没有今天这样清晰。中国的快速发展早在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这个国家的起点非常低。人们当时认为一个贫穷国家的快速增长是很难持久的，而且人们从中国80年代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将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十分脆弱的。

然而中国的崛起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能力和意图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至于俄罗斯，这个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十分虚弱、沉寂，如今它已经变身为一股复仇的力量、一个颇具智慧和实力的搅局者。

在美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之外已经出现了两个强大的全球性玩家，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今天的美国仍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具实力的国家，然而这个星球上存在着很多全球性和地区性强国，他们有能力与美国对立而且也的确十分频繁地表现出与美国对立的态度。

在美国霸权衰落的过程中，911事件以及伊斯兰恐怖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使美国本土受到了攻击，它们实际上扮演了双重角色。最初，911恐怖袭击事件似乎使华盛顿深受震动并促使其动员起手中大批力量。2001年，GDP规模比排在后面5个国家之和还要大的美国决定增加500亿美元国防开支，仅这个增加的数目就已经比英国全年的国防预算还要多了。当华盛顿决定对阿富汗进行干预的时候，甚至俄罗斯也表达了支持。而两年之后，虽然面临不少反对声音，可美国仍然能在入侵伊拉克之前组织起一个强大的国际联盟。

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以自身意志行事的心态发展到了顶点——虽然其他国家并不愿表达支持甚至有些国家十分反对，可美国还是执意要让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数千英里之外与己无关的国家改天换地。

对美国来说，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虽然其他国家都对入侵伊拉克顾虑重重，但美国还是发动了这场并不十分必要的战争。美国曾试图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然而当发现这几乎没有可能时，美国干脆绕开了联合国。

当时的美国领导人完全忽视了“鲍威尔原则”（1993年，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在《外交》杂志上发表《美国军队——今后的挑战》一文，列举了美国决策者在发动战争之前应该对自己提出的几个问题：关键的国家安全利益是否已经受到威胁？美国是否具有明确而现实的战争目标？美国是否充分并坦率地分析了战争的风险和代价？是否其他所有非暴力手段都宣告无效？美国政府是否获得了美国人民的支持？美国的战争行为是否能获得广泛的国际支持？上述内容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原则”——观察者网注）的存在，他们并没有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问自己如果不发动这场战争美国的核心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害，他们更不具备赢得战争的完全把握。

小布什政府认为，对伊拉克实施占领并不需要太多军队，伊拉克并不是一块太难啃的骨头。而根据当时的说法，伊拉克自会承担美军行动的一切成本。当美军进入巴格达后，华盛顿决定彻底摧毁伊拉克政府，伊拉克军队遭解散，政府官员遭清洗，伊拉克社会很快就陷入了混乱，武装暴动的引信被点燃了。对美国来说，也许上述任何一个错误所带来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然而当所有这一切一起发生的时候，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战争便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华盛顿深受一些重大决策的负面影响的困扰，那些决策都是陷入恐惧的华盛顿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做出的。美国觉得自己到了生死关头。入侵伊拉克、在国土安全领域投入数目无法公开的巨资、对犯人严刑拷打……美国政府认为，为了实现保障国家安全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美国所经历的恐怖主义在很多国家那里不过是持续多年的常态，而美国却像一头受伤的狮子，不断破坏国际规则和自己的国际联盟体系。在小布什政府的最初两年里，这位总统比此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破坏的国际协议都要多（小布什的这个记录毫无疑问已经被今天的唐纳德·特朗普打破了）。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在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破坏了美国的公信力，诸如加拿大和法国这样的长期盟友在一些基本原则、道德标准和对外政策方面都与美国发生了分歧。

美国的目标

使美国全球霸权受到侵蚀的到底是什么？是新出现的挑战者还是帝国力量的过度使用？就像任何宏大而复杂的历史现象一样，单一原因无法提供全面的解释。

中国崛起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结构性变化，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无论其外交艺术多么娴熟完美）都无法做到自己手中的霸权能丝毫不受其侵蚀。

至于俄罗斯作为大国的再度归来，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故事。如今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在90年代初，当时莫斯科的领导人是很希望自己的国家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的，是很希望俄罗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的，甚至是很希望自己能成为西方某种意义上的盟友的。在前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这位外交部长还对美国在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表达了支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联邦的首位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甚至是一个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和西方人权理念的支持者。

谁应该为我们失去俄罗斯负责？就这个话题我完全可以单独再写一篇文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华盛顿对莫斯科表达了一些尊重、给了它某种身份（比如将G7扩大为G8），但华盛顿从未认真看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美国疯狂地推进北约东扩，把像波兰这样在历史上深受俄罗斯威胁、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国家纳入北约的确有些道理，然而北约东扩的推进的确是欠缺考虑的，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如今甚至马其顿也已经加入了北约。

今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西方的强势态度似乎让我们觉得针对俄罗斯采取任何措施都算不得太过分。不过，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促成了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普京的崛起？毫无疑问，这股力量大多来自俄罗斯国内。不过当我们把美国对俄政策所造成的结果纳入考虑，这股力量显然是带有一定的复仇主义色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