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惊醒

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受访者对自身情绪的评价始终保持积极乐观，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2022年末的部分动员时期。人们的情绪并没有因为军事冲突的开始而发生太大变化，也没有受到经济制裁和相关经济问题的影响。相反，如上所述，到2022年夏季，随着大多数人适应了新的经济条件，公众情绪已经变得更加乐观。军事上的损失，如从哈尔科夫地区或赫尔松的撤退，也没有对公众情绪产生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国家可能存在问题，但这些挑战不应影响个人的私人生活或物质福利。

可以肯定的是，2022年初俄乌冲突爆发时，公众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俄罗斯人开始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尽管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恐惧。没过多久，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就变得遥不可及了。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22年9月，当时宣布了部分动员，公众情绪急剧恶化。

图6：俄罗斯民众对自己情绪的评估（1993-2023)

在三十年的定期民调中，该国从未出现过如此急剧和迅速的民情下滑。动员消息引发的巨大压力部分是由于征兵标准完全不明确，给人造成了任何人都可能被征召入伍的印象。现在看来，俄乌冲突影响到了每一个人，但人们并不想直接卷入其中。在此期间，支持和谈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从2022年8月的44%上升到10月的57%）也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普京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尽管下降幅度不大：从2022年7-8月的83%降至9月的77%。

不过，动员带来的冲击很快就被克服了。这就是公众对规则草案的澄清、一些被错误征召的人返回家园以及动员的部分性质的反应。到11月初，当局宣布动员结束，但某种程度的焦虑依然存在。许多家庭不得不接受军事冲突，接受家人最终上了前线的事实，接受潜在的动员风险。然而，大多数俄罗斯人能够恢复正常生活，屏蔽来自乌克兰的任何消息，并再次得出结论：那里发生的事件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这足以使情绪指数几乎恢复到动员前的水平。

从根本上说，旧的社会契约得以恢复，人们得到的不是总动员，而是情感和心理上的复员。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一拖再拖，但政府向公众保证，将由专业人员、志愿者和合同兵来处理，以换取公众的普遍支持。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一说法。

因此，俄罗斯人有能力适应最近的事态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元素都保持不变。一切都在可控或有限的范围内发生：动员、军事经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这给了人们适应新常态的时间和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电子征兵公告和扩大应征者年龄范围的计划对公众舆论几乎没有影响，这也许是由于其规模有限。在动员运动的头几周，俄罗斯人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而扩大征兵范围只涉及到一个特定的、小得多的群体。普遍的态度似乎是：你可能会幸免于难，所以只有当它真正发生并影响到你个人时才会恐慌。

俄罗斯当局显然从公众对部分动员的反应中吸取了教训。目前，他们更倾向于招募合同兵和志愿者。受访者确实对征兵海报和传单、社交媒体上的广告以及商场里的征兵摊位泛滥表示恼火。但这总比在工作地点被强迫入伍，或在地铁站被拘留和征召入伍要好得多。只要有人为你而战，你就可以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

民调数据的可靠性如何？

本文引用的民意调查是对1600人进行的面对面全国代表性调查。2022年和2023年1月至8月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的数据的平均回复率为27%，略低于2021年的平均值（31%），但高于2020年（25%）和2019年（20%）。被视为美国政治调查研究黄金标准的美国全国选举研究调查也有类似的拒绝率。自2022年2月以来，情况变化不大。

我们对中断访谈的问题进行了单独研究。分析表明，中断访谈的次数几乎没有变化。2022年，在每次约1600人的民意调查中，只有2至7个访谈——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在与乌克兰和特别军事行动有关的问题出现时被打断。在这方面，有关该主题的问题与其他问题并无不同：如果受访者同意回答，他们一般会完成整个民意调查（尤其是在民意调查形式为个人访谈的情况下）。

最后，人们常说，受访者面临着来自当局和亲政府媒体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他们不敢给出“错误”的答案，这意味着民意调查不可信，因为它们并不能反映人们的“真实”感受。然而，正如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所写：“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是主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个人永远无法摆脱外界的影响，无论是媒体、政客还是其他人的观点。事实上，就连人们发现“正确的”或“社会可接受的”答案的能力也表明，舆论的存在迫使个人顺从。而顺从反过来又迫使人们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行事。有时，他们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恐惧，但远非总是如此。更常见的情况是，他们希望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这种行为也表明，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自己的一致看法。

后记：集体“奇爱博士”？

俄罗斯的大众意识处于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我们需要完成我们开始的事情，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现在不能停止，只有胜利才足够”（大约三分之一支持继续战斗的人表达了这一观点）与“我们太多的孩子正在死去，双方都有太多的伤亡”（大约一半支持和谈的人持有同样的观点）。虽然公众对特别军事行动感到厌倦，但对如何结束战斗却有不同的看法。问题在于，普通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有责任支持国家所认为的道德和正义。此外，根据2023年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或多或少地支持决定参战的朋友或家人。53%的受访者不赞成那些为逃避征兵而离开国家的人，这也反映了责任感。

不过，有些数据确实表明了受访者可能存在的疑虑。如果可以回到过去，48%的受访者仍会支持特别军事行动，但39%的受访者不会支持：这一数字与41%的俄罗斯人认为特别行动弊大于利（38%的人想法相反）相关。这告诉我们人们决策背后的机制：他们会服从政府的任何决定。许多俄罗斯人将自己的国家与当局等同起来。引用焦点小组参与者的话“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事实上，这关系到政权的命运，而政权的利益并不一定等同于国家的利益。然而，并不是很多人都赞同这种观点。

即使岁月流逝，俄罗斯社会仍未能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家的利益，尤其是象征性的利益（如俄罗斯国歌、俄罗斯国旗、总统和军队）等于国家利益。特别军事行动将这一现象暴露无遗。虽然人们在日常事务中对当局的信任度很低，但国家仍然被神圣化，被视为在进行一场“防御性”和“解放性”的战斗，抵御假想敌对祖国的“进攻”。

国家继续通过宣传制造主流舆论。这种成功人为地制造了对“帝国雄风”的需求。俄罗斯社会尚未形成抵御国家此类举动的免疫力。当然，俄罗斯公众并不是某种“学会停止担忧并爱上炸弹”的《奇爱博士》集体。但是，在过去20个月旷日持久的特别军事行动中，社会对各种思想和事件的吸收过程影响了人们的道德判断，扭曲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一年前，社会中的这部分人可能会选择躲避现实。如今，他们生活在一个人造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俄罗斯民族正在履行救世主的使命，抵御企图摧毁俄罗斯的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