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抗议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反战的俄罗斯人很少准备抗议。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此外，民意调查显示，特别军事行动的反对者比支持者更不愿意与家人讨论乌克兰事件（29%对53%），更不愿意向其他人表达自己的立场（9%对16%）。参加抗议活动的风险仍然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任何街头抗议活动都会立即遭到严厉压制，其他对政权表达不满的行为也是如此。持不同政见者可能会被宣布为“外国代理人”、被解雇，或面临行政和刑事处罚。

很难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即俄罗斯社会已经得出结论：抗议是徒劳的，当局无论如何都会为所欲为。这反映了近年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包括 2020年为支持被捕的地方行政长官富尔加尔而举行的远东抗议活动逐渐平息，2021年为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利内（而举行的抗议活动遭到压制，以及2022年2-3月的第一波反战抗议活动。

此外，2022年2月至3月间发生的围绕政府的公众整合也值得考虑，这次整合使一些前持不同政见者站到了政府一边。

2022年，在达吉斯坦、布里亚特和雅库特等少数民族共和国发生了一系列反对部分动员的抗议活动，参加者主要是应征入伍者的妻子和母亲。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尽管时间很短）。然而，这些抗议活动都没有形成声势。公众的普遍看法是，抗议既危险又徒劳无益。

民意的社会政治背景

只有从2022-2023年公众观点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公众对特别军事行动意见一致的原因。关键因素包括政府支持率、受访者的自我描述、对国家社会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我们看一下2022年2-3月之前的指标，那么普京宣布“特别军事行动”后立即出现的围绕政权的整合——反映在对所有政府机构（包括“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程度上——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总统的支持率在冲突爆发前俄罗斯和西方相互指责时就开始上升。从2021年11月到2022年2月中旬的三个月内，总统的支持率从63%上升到71%，上升了8个百分点；而从2月底到2022年3月，即俄乌冲突爆发后，总统的支持率又上升了12个百分点（达到83%）。第二次飙升与2014年2-3月的情况几乎相同，当时在克里米亚入俄以及随后该国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之后，总统的支持率从69%上升到80%（见图 4）。

在军事冲突一开始就团结在政权周围并不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这在俄罗斯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今天的公众情绪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时的爱国浪潮。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认为当前的对抗是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而是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冲突。这种解释早在2021年就已流传开来， 而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只会让这些受访者相信他们一直都是对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社会也是这样解释他们国家最近卷入的其他军事冲突的：特别是 2008年的格鲁吉亚、2014年的乌克兰和2015年的叙利亚。

当局通过宣传和其他手段，积极鼓励人们对西方以及与西方对抗的历史（包括苏联时期）产生负面看法。这些努力强化了民众的看法，即西方及其支持者一心只想摧毁俄罗斯。有鉴于此，普京政权为冲突的开始所做的辩解看起来是值得尊敬的，而且几乎是以俄罗斯历史为依据的。对“存在”一词的频繁使用传达了俄罗斯的永恒性。

忠诚的代价

与经济形势有关的问题也揭示了几个主要趋势。从2022年2月到4月，该指数从90点骤降至59点，这意味着由于局势的不确定性，人们推迟了大额消费。但仅仅两个月后，该指数又反弹至74点，并继续稳步增长，在2023年6月达到100点的峰值。这些指数动态表明，人们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适应了新的经济形势。2022年4月的焦点小组调查显示了这种适应的初步迹象：受访者谈到了关注个人生活、解决经济问题和适应物价上涨，但没有表现出恐慌。2022年5月至6月，这种成功的适应也反映在民意调查结果中（见图5）。

与此同时，2022年2月至4月，受访者对自身经济状况（包括当前和未来）的评估几乎没有变化。换句话说，人们经历了冲击，但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很少有人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政府为稳定银行系统而做出的迅速反应很可能在控制局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2月底和3月的大规模取款之后，储蓄账户利率的提高说服了人们将钱存回银行。如果当时银行系统崩溃，我们现在看到的民众情绪可能会完全不同。

图5：俄罗斯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评估（2008-2023）

最先感受到制裁的人应该是大城市里的西方化居民。这些人更有可能以外币或财产形式持有储蓄，并在海外拥有房产。然而，这些人只占总人口的几个百分点。其中一些人很快逃离了俄罗斯，而那些留在俄罗斯的人则有足够的资源来适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和金融冲击实际上相当有限。从2022年夏季开始，人们对自身状况的评估出现了长期持续的积极趋势（见图5）。

原因似乎是2022年6月1日生效的最低工资、养老金和补贴的增加，以及对“特别军事行动参与者”的大额补贴（这些补贴将在明年初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最近，一位女性调查对象在回答“为什么生活变得更好了”这一开放式问题时如是说：“我儿子在打仗，他会寄钱回家”。这也是去年年底受访者在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时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可以公平地说，在很大程度上，2022-2023年俄罗斯民意的一致性是通过政府对公众的大量支付实现的。

所有这些措施都表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在加强，家长式作风在俄罗斯社会得到强化。政权能收买其核心支持者的忠诚，即严重依赖政府施舍的人。这些人包括公共部门雇员、社会弱势群体、战斗人员及其家属。以公共部门和军事部门为重点的大规模社会拨款和加薪使许多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毫不奇怪，国家宣传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强调普京参与了维持“主权”经济的动态增长和加强社会安全网的工作。普京还表明，和平时期的议程对他相当重要：他经常会见企业家、IT行业的创新者、天才儿童和大家庭。

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明白，俄乌冲突不会很快结束，因此他们尽量不过多地关注军事话题或前线的事态发展。他们更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生活。通过避免宣布新一轮动员，当局得以维持公众的平静和冷漠。他们用宣传来安抚民众，用财政援助来收买民众的支持。可以想象，这种策略最终会暴露出国家新经济模式的各种弊端——例如，长期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问题。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政府中的技术官僚集团已经证明了其管理和稳定这种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的能力——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当然，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政府的技术官僚集团能够在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