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卫·麦考特，翻译/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

自2017年开始，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曾经的“接触”试图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而现在美国所奉行的“战略竞争”则把中国看作是挑战和重塑现有国际秩序的行动者。已有研究对接触的终结提供了三个解释：接触政策的失败；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当选）；国际权力局势的改变。这些解释都道出了一些事实，但在许多重要的方面存在局限。

政策失败的解释来源于一种假设：接触政策的初衷是希望让中国进行改革。四十年之后，中国确实在改革，但并没有走向西方模式。从理论上说，政策失败这一解释暗含一种理性主义的思维，即美国实行接触的原初目的没有达到，从而应当停止接触。这一解释的优势在于，它与那些要求停止接触的精英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从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与此同时，它的局限在于忽视了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因素。实际上，仅从理性主义的角度考虑，接触也不可能永远只把中国的改革当作唯一的目标。从经济角度来看，在与中国的接触中，美国获得了很多实际利益。如果中美继续合作，对双方而言可能都会有收益。

本文原文刊载于《安全研究》

国内政治的解释解决了时间的问题：正是在特朗普当选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急转。在竞选中，特朗普指责中国，在任之时，他发动了中美贸易战，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可以说，对于美国对华政策转向的解释都无法绕开特朗普当选这一关键事件。但这一解释仍不完美：特朗普的政策并非由他一个人制定，和其他所有总统一样，他也要依靠政策团队来制定政策。除非这些团队里的人都只是执行机器，否则这一解释也站不住脚。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刚好是那些反对接触的人被吸纳进决策圈而不是其他人？这些反对接触的政策制定者的资历并不出众。此外，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政策就有了转向的信号。因此，尽管特朗普的当选是个关键的节点，但是单就本身而言并不构成充分的解释。

国际权力局势的改变重点指的是中国的崛起。这一论点根植于现实主义，也即中国的崛起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霸主地位，从而导致了美对华政策的转变。但对于它的批判也正来自于现实主义：中国的绝对实力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为什么急切地寻求政策转向？美国的确在相对衰落的进程中，但是它的绝对实力仍然足以维系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因而，仅仅是国家实力的相对变化无法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急转弯产生直接的联系。此处的关键问题不是中国与美国的绝对实力比较，而是中国的崛起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

本文则强调知识群体（knowledge communities），即那些关键人物的主观观点在接触终结的背后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在已有知识社会学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强调了知识精英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这一论点补充了已有的解释并可以提供替代的解释：本文给出的结论可以解释那些掌权的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开始相信并利用对世界的某些解释——也即“接触失败了”；它还可以解释国内政治（即特朗普当选的关键时刻）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最后，本文的解释给出了国际权力局势变化导致政策变化的作用机制。总之，所有关注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都不应忽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所产生的作用。

从想法到实践：一个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通常而言，考虑知识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当中所发挥的作用有三种主要的路径。

第一种路径是追寻特定个人或者学术团体的影响，从亨利·基辛格到二战之后的国防知识分子和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环境政策起到重要作用的气候科学等。然而，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群体的影响是短暂的，40年的时间对他们而言都太长了，无法解释接触的持续性。

第二种路径强调“趋同思维”（groupthink）会缩小战略辩论的范围。例如，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认为，一种习惯逻辑支撑着建制思想中的自由国际主义，这种逻辑一再将美国拖入外交政策的混乱之中。然而，在大战略层面之下，建制派（the establishment）内部往往存在激烈的争论，并未出现明显的趋同现象。

第三种路径关注“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的作用：由于中国行为的改变，思想界会产生新的思想并淘汰旧的思想，而接触正是被淘汰掉的“过时的思想”。然而，这一观点其实是政策失败理论的翻版，因而它低估了或者忽视了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在接触政策是否失败的问题上的分歧。

在接触这一议题上，这些方法共有的局限性反映了一个普遍问题，即如何解释知识群体在政策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的中国研究群体是一个分散的群体，他们和政府有联系但是却远离决策过程。中国研究专家是一种固定的商品，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专业竞争的产物，这种竞争是为了将某些能力转化为对“中国”这个庞大对象的了解的声誉。

用社会学家托马斯·梅德韦杰（Thomas Medvetz）的话来说，美国的中国研究社区是“间质的”（interstitial），他们在学术界、媒体和政府这类界限更明晰的群体之间生存，有着自己独特的法则、激励结构和资本。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将中国研究专家们组成的共同体视为一场在间隙空间中持续斗争所产生的结果是很合适的。在这个意义上，专家并不是某种独特的社会类型（比如医生或会计），而只是在某种条件下得以生成的一种身份，专业知识在此承担的职能是塑造社会网络。因而，本文不把专家看作某种固定的群体，而是力图呈现他们之间的利用专业知识进行的斗争。

对于知识群体产生的思想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本文提出了三个观点以回应上文所提及的三种路径。首先，知识社区很少有足够的一致性和强大的能力将他们的想法上传到政策层面。其次，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的观点经常存在分歧，趋同思维这一危险的现象并不存在。最后，思想市场的比喻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理想，而不是对当今国家安全共同体的准确描述。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机制：知识群体不遗余力地给一个既定的议题设置框架，以限制主流辩论的边界，从而为可能的政府咨询工作“创造”了专家。为了解释这一机制的运行逻辑，本文将分别从三个视角看待接触：政策、框架和社区；然后给出导致接触终结的三个过程：政治化、职业地位斗争和个性化。

以政策、框架和群体来解释接触的消亡

为了说明接触确实结束了，并且抓取到导致其终结的原因，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接触：政策、框架和社区。可以说，作为政策的接触的仍然有迹可循，但作为框架的接触和作为群体的接触不再是主流的运作模式。

作为政策的接触指政府行动以及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与中国的联系，包括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态度、联合军事演习和一系列高级别对话。在政府间联系之外，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都属于接触的一部分。最后，作为政策的接触包括相关人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

特朗普的当选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它预示着作为政策的接触的终结。尽管接触政策并未全部取消，但是它已经被取代。美国在2017年1月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及最近针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都构成了一种本质上不同的政策。因此，尽管在特朗普政府末期接触仍有迹可循——包括有限的军事交流（如科瓦里生存训练（Kowari survival training）和国防政策协调会谈（defense policy coordination talks））——但作为政策的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取代。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的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

作为框架的接触指的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对中国的叙事。这一叙事的核心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同时实现其带来的好处，这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前表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框架的接触在2016年之前并非完全没有遭遇挑战。例如，由希拉里·克林顿和坎贝尔设计的“转向亚太”（pivot to Asia）战略，或许更应该被描述为一种新生的遏制战略，而不是接触战略。乔治·布什政府最初几个月的对华政策也是停滞不前的“转向前的转向”（pivot before the pivot）。然而，这两个例外都证明了接触的持久性。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重心从中国转移。2005年，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重申，接触是美国政策的主要框架，他敦促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作为框架的接触的终结催生了新的框架：战略竞争。在2020年5月发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Strategic Approach）提出了新的框架，这一框架认为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美国需要“适当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战略竞争框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接触战略的全面终结，因为竞争“也必然包括与中国的接触”。不过，正如《战略方针》中所强调的那样，“美对华接触是有选择性的和结果导向的，必须以增进美国国家利益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