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专业地位竞争

接触的政治化只是第一步，真正导致2017年前后美国对华态度大转向的是中国问题专家内部的专业地位竞争。围绕接触的职业竞争呈现出一条明显的对立轴，它关乎知识、声望和地位：简而言之，是为了争夺作为专家的身份。

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下，中国专业知识是基于对中国的独特认识或洞察力的表现。除了专业尊重的一般属性（如隶属于著名大学和智库），中国专业知识的表现还受到特殊标记的支持，如语言能力、“在中国”的时间、以及对了解中国的承诺。中国问题专家特别重视语言技能，经常将那些真正具有汉语语言能力的人与那些仅仅是用中文“抛出流行语”的人区分开来。作为一个群体，接触者将自己与中国政策辩论中的其他潜在声音区别开来。这些人利用这些特质与美国政府的主要外交政策制定职位建立了紧密联系，从而促进与中国的合作。

因而，远离接触这一范式转变从本质上是关键政策制定者所持有的中国专业知识类型的转变。几十年来，反接触者首次发现，他们与白宫主人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是一致的。对于这些自称“对华鹰派”（China hawks）的人来说，接触的终结意味着接触者知识霸权的终结。反接触者向来认为，接触者所认为的中美关系与现实脱节。在他们看来，接触者依靠学术资本和与中国的长期关系来证明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地位模糊了他们的视野。正如一名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接触者都很受尊敬，也都很博学”，但这种博学使他们能够避开其他中国观察人士的批评。这位受访者接着说，问题在于接触者被灌输了所谓的“基辛格学派”（Kissinger school）的思想，这一流派认为中国并不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对反接触者来说，这并非事实。

2019年，包括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前东亚事务高级外交官董云裳等数十名亚洲问题专家给特朗普发联名信：不要敌视中国

相比之下，接触者质疑反接触者对中国的了解，指出他们在学术素养方面存在不足，并批评反接触者缺乏与中国国内的联系。接触者认为，反接触者对中国政策的直率观点反映了他们只关注国防和安全事务，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因素。接触者们对特朗普政府中成熟的中国通缺乏影响力表示深切担忧，正如一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所言，特朗普政府的问题在于，它未能招募或留住任何“优秀的中国观察家”（good China watchers）。

反接触者的专业知识与接触者的专业知识明显不同。双方都意识到，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各自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展开的，这放大了双方的敌意。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反映了一场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危机。正如一位法律领域的中国问题专家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对华政策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反映出的“更普遍地拒绝专业知识”。在接触者看来，批评接触的人根本就不是具备专业知识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专业知识方面，接触者声称他们对中国有“细致入微”（nuanced）的理解。这种细致入微与作为框架的接触是一致的：在这一叙事中，尽管也不认为中美关系能够改善，但对中美关系非黑即白的零和表述是被拒斥的。对于反接触者而言，接触者援引“细致入微”来避免接受反接触者认为不可否认的中国威胁事实。

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指出，不能认为中国试图推翻国际秩序，因为根本不存在单一的国际秩序。在一些地区和特定问题领域，中国坚定维护全球秩序，如军控协议、开放贸易和主权独立准则。反接触者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尤其是对许多军方和情报人员来说。正如一位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国问题学者所言：“你可以问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如‘中国真的在挑战国际秩序吗？’。但对于国防部的人来说，我们不在乎……中国正在开发的武器系统只能被理解为在针对美国。”在白邦瑞看来，中国致力于一项长期计划，以取代美国作为主要超级大国的地位。

因此，在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对他们”（us versus them）的政治争论和关于专业地位（不同类型的专业知识本身）的斗争起到关键作用。然而，政治和专业领域的争论并不能完全反映接触的终结。放大这两个过程呈现的是一场激烈的个人斗争，这是最为根本的东西。

接触转向个人化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关键决策和举措都与可识别的个人以及他们发起的官僚斗争联系在一起。接触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与少数人建立联系；接触成为而且很可能继续成为情绪化的个人纠纷的避雷针。一位受访者在2019年2月解释说，接触的结束在知识群体中产生了很多个人反感。原先，很多反接触者的职业发展不太顺利，因为他们站在不正确的一方而被边缘化。特朗普拒绝接触的做法助长了这些反接触者的勇气，他们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对的！

因此，许多中国专家对转向战略竞争的支持一直与一种（被忽视的）“情绪”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观点和专业知识受到了贬低。一名退休情报官员解释说，当接触者与中国的学者、自由派精英和友好的政策制定者交谈时，他们这样的人（指反接触者）正在阅读机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展示了中国崛起的不同方面。2012年之前，支持接触中国的专家“嘲笑我这样的人，他们说我们没受过教育。然而，正是我们这样的人正确解读了中国的意图”。

个人纠纷并不是中国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现象，接触的历史正是由一系列的个人分歧书写的。崔普烈特（William Triplett）、比尔·格茨（Bill Gertz）和白邦瑞等反接触者对接触者（包括艾里克·麦克瓦登（Eric McVadon）、丹尼斯·怀尔德（Dennis Wilder）和保罗·希尔（Paul Heer））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更尖锐的个人指控来自于所谓的“蓝队”（Blue Team）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活动，认为克林顿政府与中国有着利益勾连。这样的指责通过1998年6月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报告进入了政治主流，该报告经共和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Christopher cox）修订后发布。

如果说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知识群体内部个人的竞争还是隐蔽的，那么特朗普的当选则激化了个人间的斗争。坚定的反接触者和蓝队的观点在特朗普政府内部及周边主张与中国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的人士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接触的个性化延伸到整个知识社区，放大了接触的政治化，并进一步削弱了接触作为中国研究领域专业地位竞争的框架和政策的作用。

何去何从？——接触之后的中国研究领域

在21世纪剩余的时间中，中美双边关系可能是对国际政治影响最大的国际事务。然而，目前审视美对华政策的视角都存在不少盲点。本文采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追踪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中国研究领域与政府决策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尽管对华政策从来都不缺少争议，但特朗普的当选加深了对华政策的政治化，赋予了反接触者以机会，并迫使接触者采取守势。本文的论点对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以及应该发生什么都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关系学者正确描述知识与政策之间的因果机制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把接触分解为政策、框架和群体使得对于接触终结的描述更加全面。有证据表明，远离接触的趋势仍然存在。拜登的中国团队保留了大部分的战略竞争，专注于赢得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竞争者（competitors）和接触者——都已经意识到战略竞争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了。但是在如何进行合适的竞争这一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

分歧产生的机制让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竞争会更加趋向极化。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部分的或者有限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或者军事领域。但是由于政治本身就倾向于非黑即白的叙事——进行“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值得警惕的是专业的声音被埋没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立场，而非他们的观点。接触的个性化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表明，关键问题在于让特定政策的狂热批评者与强有力的支持者一起分享想法和相互交谈。

需要指出的是，批评本文观点的论者可能会说，本文的论点低估了从接触到战略竞争的最直接的解释：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只是改变了他们对中国构成多大威胁的看法。然而，特朗普政府拒绝接触不仅仅是改变了想法；这是一个具有政策、框架和群体面貌的范式转换。

最后，接触的终结凸显了专业知识和外交政策争论的纠缠可能产生的严重影响。就算学术界没有党派之争，象牙塔和政府之间相互理解的障碍也已经足够高了。无论对接触持何种看法，美国国家安全界都应努力发挥知识群体的作用：促进审慎有效政策的共同目标。应该鼓励意见的多样性，否则要求改变路线的呼声可能会以极端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在避免一场新冷战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某种形式的接触总是一个好主意。突出影响决策的社会和专业因素，可以为促进知识界和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更健康的基础提供有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