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作为群体的接触是指政府内外的个人和团体，他们的工作定义了、证明了并执行了接触政策。作为一个群体，接触集中了一系列高级顾问和政策专家，本文将他们称之为“接触者”（engagers）。这些接触者们并未形成一个具有明确成员标准的正式组织，个别专家和官员可能不认为他们是其中的一员，该群体的优先级对每个人来说也是不同的。此外，就像“接触”这个概念本身一样，“接触者”这个标签本身在很多方面也是事后的建构，而不是一个在几十年里一成不变的固定术语。

尽管如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接触群体（engagement community）是一套赞成与中国合作政策的共同立场和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美中关系框架。这个群体横跨政府和非政府领域，在华盛顿特区和其他地区不断增长的智库、大学、文化和经济组织社区中建立了制度基础，其工作为参与者提供了知识空间、学术声望和政策可信度。如上所述，即使在2016年前，接触者们也不是一手遮天的。怀疑的声音始终存在，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尤其响亮，并在小布什任期内仍然能够听到。

当然，尽管如此，在特朗普上台之前，接触者还是代表中美关系的主流观点，政策争论的天平始终向他们倾斜。就连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关键人物，如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Steven Mnuchin）也表示支持接触，尤其是结束贸易战的政策。不过，政策天平现在倒向那些支持战略竞争的一方。

把美国对华接触理解为一种“战略”、“政策”或“方法”是值得商榷的。接触是一个多方面的现象，具有政策、框架和社区三个维度的表现，并从2017年开始在每个维度上被取代。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说，其结果最好描述为“范式”（paradigmatic）转换。作为一种范式转换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的改变，接触的终结无法用纯粹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解释。政策与使其有意义的框架和参与其延续的专家群体是不可分离的，因此需要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接触的终结，至少要能够包括支持政策变化、框架重新定义和社区更替的各种过程。

在政治化、专业地位竞争和个性化之间的接触

区分接触的三个方面——政策、框架和群体——有助于帮助我们看清接触终结（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美国对华叙事的改变；对于新的专业知识群体的要求）的具体机制。因此，这就可以给出另一种解释，这一解释将以政治、职业和个人三种斗争形式的影响为核心。

“政治化”（Politicization）指的是在中国专业领域内形成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美对华政策议题上相反立场和认知。本文把这些群体称作“接触者”和“反接触者”。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考察接触的政治化的目的是为了确定接触者和反接触者如何看待世界。中国政策何时、如何成为一个政治化问题？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通过什么过程来确定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或者试图避免这种定位？这两个阵营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历任总统在限制或促进接触的政治化，以及在或多或少的关键职位的选举政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美国对华政策的政治化并非始于特朗普的任期。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强大的存在，在国会中具有特别的影响力。当然，特朗普当选是一个关键节点。他为“反接触者”提供了以前被剥夺的利用其独特的知识和专业资本的机会。特朗普的胜利催生了一群新的、独特的中国专家，他们能够控制框架的设定和政策的制定。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言论、框架和政策制定对美国对华政策界和更广泛的中国认知界构成了挑战：要么适应将中国描述为全球霸主的竞争者而不是捍卫国际秩序的合作者的新方式，要么认同并准确地给出一种其他的视角（无论是“接触”或者其他）。正因如此，特朗普的当选迫使接触者转向知识与政治上的防御地位，使其陷入被动状态。

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长期以来将政治化视为主要的社会动力。社会学视角则关注进行斗争的具体模式为何。就对华政策而言，对政策制定控制权的政治斗争与更广泛的专业和个人竞争是分不开的。这种竞争有独特的利害关系、交战规则和奖励。在职业地位竞争中，人们争夺的是地位和声望等文化回报，而不是权力等政治回报或财富等经济回报。中国研究的知识群体将有学术声望和信誉的人与没有这种地位的人区分开来；尽管如此，群体之外的人试图影响圈内人乃至政策制定。因此，职业斗争与政治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但这种关联是弱的）。

用政治化和专业地位竞争来阐释接触的终结仍然是不完整的，因为竞争的主体最终还是个体而非群体。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顶级人士并不多，其中许多人彼此相识多年。因此，在政治争论和职业斗争之外，作为政策、框架和群体的接触与特定个人的特定观点和职业有关。如果不关注人们与某些政策、立场和决定之间通常强烈的情感和情感联系，对接触终结的描述就不完整。

接触的政治化

在竞选期间，当时还是候选人的特朗普抨击中国的经济政策，明确将中国视为“摧毁了整个产业”的敌人。在特朗普通往白宫的道路上，利用经济怨恨被证明是成功的。上台之后，他的政府开始用一种新的方法取代原有的接触；到2020年中期，这种方法已经明确为战略竞争。在对中国作为经济对手、安全威胁和意识形态竞争对手者三种不同理解的推动下，特朗普在中国观察界引爆了更多长期存在的分歧，导致了接触者的破裂。

其他政府上任时都承诺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但后来他们都软化了立场；而特朗普给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高层方向。正如一位接受采访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解释的那样：“25年来我一直听到这些论点（中国威胁、接触是错误的）……”然而，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结束之前的所有政府中，最高层都有一个愿景：支持接触，寻求管理或处理摩擦和分歧并加强合作。这位受访者继续说道，特朗普“基本上一直在抨击中国，各个部门也都闻风而动”。

奥巴马执政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可以解释这一转变。第一件事情是，著名“中国通”（China hand）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回忆说，2009年底，总统有一次会见了四名著名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都要求抵制中国的歧视性贸易做法。贝德被认为是一个强硬的接触者，但尽管如此，他“完全赞成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其他人也支持巴德的结论，比如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但奥巴马拒绝采取行动。第二件事情是，前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将中国命名为“超级大国竞争对手”（great power competitor）。然而，卡特激怒了白宫，因为白宫急于避免使用这个词，担心它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sy）。奥巴马政府告诉五角大楼不要使用这个短语。

通过“解放”那些急于针对中国的官员，特朗普培育了一种政治化的接触。然而，尽管特朗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但他上台并不是这种政治化的唯一推动力：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原因也是结果。特朗普利用了政府和更广泛的中国研究专家对接触框架的潜在分歧，促成了前几届政府可能否决的政策倡议。可以说，特朗普的当选使得接触者无法进入白宫的大门，中美关系的管理权被一群接触者群体之外的人接管。

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务卿的蓬佩奥

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他与那些“反接触者们”建立了很深的联系：这些人包括他的前两位国家安全顾问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和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和后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马修·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兰德尔·施里弗（Randall Schriver）、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以及原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后来的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

尽管任何一届政府的内部运作都难以评估，但特朗普政府与中国问题研究的知识群体之间的联系也可以确定地描绘出来。首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中排除了主要的商业团体，而商业利益一直是推动接触成为框架和政策的一个持续性特征。其次，为了兑现其“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的承诺，特朗普也减少了和支持接触的主流智库的接触，包括共和党人通常会考虑的保守派组织。

特朗普切断了与广泛支持接触框架的大本营之间的联系，他和他的主要国家安全顾问都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计划协调一致，将美国赶出东亚，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前国防官员白邦瑞可能对这种观点阐述得最清楚。据报道，白邦瑞的书受到了特朗普顾问班农的青睐，他敦促总统阅读这本书。在更细的层面上，特朗普团队对中国的看法有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认识，这是特朗普反对与中国打交道的基础。特朗普的批评跨越了传统的政治界限，与劳工团体和中小型制造业组织的支持者一样，认为美国工人被卖给了中国。简言之，他认为在中美经济交往中，美国工人遭遇的失业应当由中国负责。其次是军事角度，特朗普国家安全团队审视中国的核心视角是军事，他们不认为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特朗普之前的美国历届总统和官员都试图控制紧张局势，认为不能把中国看成竞争对象。但对于反接触者来说，这样的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了：中国现在至少是一个竞争者；甚至，它是一个敌人。最后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源于班农、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和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等评论家对中国政治制度乃至文明的抵触。这种意识形态观点超越了经济和安全范畴，认为中国无法与自由民主的西方共存。这种观点在共和党获得了广泛支持，乃至作为2020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协调竞选活动的策略。

反接触思维的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特征对特朗普的影响并不相等。随着2018年贸易战的爆发，经济观点产生了最直接的政策效果。军事观点形成的速度较慢，但增加了五角大楼以大国竞争为中心的长期规划。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中美采取的相左做法则最终使得意识形态观点得到了支持，尽管它仍处于边缘地位。因此，从这三个维度进行分析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突出了推动改变中国框架、政策表现和知识群体的不同因素，而这些因素都为向战略竞争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如果2016年特朗普没有当选，接触还会被替代掉吗？这取决于希拉里会把什么样的专家团队带入决策过程。希拉里可能也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因为在2016年之前，“中国怀疑论”的呼声已经不小。就连支持接触的专家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因此，无论2016年的获胜者是谁，接触都可能面临压力。但特朗普的当选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催化剂：这位总统强硬的外交辞令和经济政策加速了作为政策和作为社区的接触的政治化。特朗普的行为迫使中国问题专家们选边站，不仅要在贸易战问题上给出鲜明的态度，而且要对美对华政策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那些支持接触的人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但即便如此，事情并未一边倒，仍有一群主要是前外交官和官员的人发起了辩护，他们认为尽管事情没有如计划的那样发展，但接触在当时是一项合理的政策。例如，对于芮效俭（J. Stapleton Roy）来说，把接触视为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他主要的接触者也响应了芮效俭的警告。他们认为，放弃接触会妖魔化中国，这不利于开展全球问题的合作。从学术角度而言，类似于芮效俭的言论始终没有停止；但是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类辩护只是防御性质的，而且在变化的形势面前显得孱弱。

在参与本研究的受访者中，很少有人真正积极地为接触摇旗呐喊。到了2018年，作为曾经主流观点的接触已经被边缘化。甚至中立都变得困难，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在政治光谱的中间意味着什么？路毙（Roadkill）！”随着时间的发展，原接触社区内部发生了分裂，反接触者从其中独立出来，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接触作为一种框架和政策被彻底政治化了，那些同意特朗普政府制定一套新的、更强硬的框架和政策的人与为接触辩护的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