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就任总统之后，着手修复被尼克松拆毁的制度。此时，巴斯德象限的概念虽然还没被提出[15]，但科学与技术同等重要，且无法截然分开的认识正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同时，鉴于尼克松解散OST和PSAC的教训，福特推动国会于1976年通过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重点法案，在总统行政办公室里重建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把联邦科技委员会改为联邦科学、工程和技术协调委员会（FCCSET），巩固了科学技术的国家制度。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一直未能恢复。

里根时期任命了白宫科学委员会，但作用有限，委员会不是向总统报告，而仅向总统的科学顾问报告。到了老布什时期，才成立一个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在形式上恢复了原来“四驾马车”的体制。

苏联解体后，美国国家科技制度建设的步伐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放缓。整个80年代，美国在民用技术领域都受到了日本的挑战。在强制日元升值外，美国也开始重视对技术领域的研发。1993年，克林顿总统命令把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升格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其任务是决定美国科技政策的主要方向，加速科技方面的决策过程，由总统亲自任主任，副总统、总统科技顾问、各部部长作为成员，总统同时命令成立总统科学技术观察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工业界、大学、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代表，以促进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活动。这样进一步完善了科技政策领域的决策和咨询、评估的体系。

对内采取保守社会政策，对外奉行单边主义的小布什政府执政后不仅退出京都议定书，拒绝采取措施来遏制全球变暖，而且先后发动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在体制上，小布什规定总统科技顾问不是向他负责，而只向白宫幕僚长汇报，总统与科学界的关系又一次跌至低点。

奥巴马上任后，恢复了总统科技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不仅修复了国家科技制度，还进一步发挥了科技政策办公室在参与决定联邦研发预算、制定重大科技创新政策、负责协调、实施和监管国家综合科技计划的作用，负责国家科技委员会、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工作。

特朗普虽然并不把国家的科技制度放在眼里，但也不敢轻易拆庙。上台后，特朗普大幅削减科技研发经费、迟迟不任命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退出《巴黎协定》、实行限制移民政策，显示出对科技发展极不友好的态度，但立刻遭到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弹。2017年4月22日，数千名科学家在华盛顿冒雨举行“为科学的游行”，打出“科学使美国更伟大”的标语，公然向特朗普叫板，迫使他回归体制。

在“中国威胁”被大肆渲染的氛围下，发展科技的紧迫性又一次被强化了。2020年5月，参、众两位议员联名提出《无尽的前沿法案》，目的在强化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力。他们提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一个新的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DTI）；创设区域技术中心；针对经济安全、科学、研究、创新、制造和就业建立一个战略报告体系；设立供应链韧性和危机应对计划的项目。国会于2021年5月通过该法案。这是由威胁驱动国家科技制度建设的又一次体现。

怎样看待美国科技的国家制度建设？

通过对美国国家科技制度历史的粗略梳理，可以看到在二战背景下，美国的国家方略从原来只注重应用技术，到向重视基础科学，以后又进一步重视科学与技术的交互作用演变的过程。它反映了美国已自觉地把科技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国家制度的建设来促进、确保科技实力的领先地位。

在二战中，出于把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拉出来的需要，罗斯福总统任命了范内瓦·布什担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主任，揭开了政府与科学界携手合作的一页。但这只是一种战时的临时性机制。布什的难得之处就是抓住了罗斯福总统对科学发展认识上的开明，提出了通过建立国家制度来确保科学发展的动议。美国形成国家发展科技的制度体系，从而能明确科技发展对国家利益的意义，规划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提出科技发展的规范，规定用于发展科技的资源份额和使用方式，对科技领域的威胁和科技政策的施行不断进行评估，这都成为美国能够成为科技强国的关键因素。

当然，美国国家科技制度建设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特别是在政党政治的制度下，对科技的重视程度、对国家科技制度的遵从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团体对面临的威胁和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总统本身对科技的认知与倾向。它决定了美国科技制度的建设、执行的政治环境相当不确定，往往出现跌宕起伏。

但是，美国科技国家制度发展的趋势又是确定的：越来越被制度化、固定化，成为决定美国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制度保障。从这个角度看，究竟是因为发展了基础科学，还是发展了应用科学才使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发问，意义并不大。

可能更值得去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国家科技制度建设不断向前？美国对国家的安全、经济利益、人民福利的追求，对国际高声望的渴望，科学界对未知领域探索的强烈动机，以及民众对科技发展的高支持度，都是推动美国科学发展和国家科技制度建设的不竭动力。而投入多少研发经费、获得多少诺贝尔奖、发表多少论文、取得多少专利，很大程度上也都是这种国家制度建设产生的结果。

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国家制度建设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联邦研究与开发实验室制度。大约700个左右的联邦实验室体现了美国科技国家队的实力。其实这也是美国科技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出于行文的方便，对此我们将在美国国家科技能力建设中另行考察。

有其长也必有其短。美国的科技国家制度也是如此。仅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样两个弊病是其内在的，难以避免的：

一是对国家利益界定的狭隘性。出于自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美国在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时只注重威胁，不注重共同利益与合作，因此美国总是过于强调威胁的严重性，把大量的研发资源都投入到国防研发上，其比重远远高于用于经济和民生的部分，反映了美国科技制度的本质。

2013年度美国联邦政府科研经费按部门分布情况：

二是其政治制度决定了科技制度执行的不稳定性，和对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两党政治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说美国对威胁界定的夸大贯穿于冷战、后冷战时期，是两党共有毛病的话，那么相较于民主党，共和党执政往往更容易出现在科技制度或科技政策上的滑坡。

总的来看，美国之所以成为科技强国，自有其道理，作为战略竞争者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另一方面，美国也本应该可以在科技领域成为一个更成功、更伟大的国家，但受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局限走过很多弯路，其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对美国的国家科技制度，本文作为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无法轻视美国这样一个重要的战略竞争者，也不应该浪费它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

[1]樊春良教授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研究，参看樊春良：《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自然科学基金会网站，https://www.nsfc.gov.cn/csc/20340/20289/20958/index.html。

[2]拉什·霍尔特《科学之议》，在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中信出版社2021年出版，17页。

[3]【美】丹尼尔·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李兆栋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年出版，27页。

[4]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61页。

[5]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55页。

[6]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71页。

[7]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74页。

[8]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88页。

[9]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100页。

[10]樊春良：《怎样看待美国的基础研究？——评江晓原教授<美国是因为重视基础研究而强大的吗？>及另外一篇文章》，https://a-mp-weixin-qq-com.observersnews.com/s/dBJTD5hLI0AwI6Rn3uXaVA。

[11]格林伯格：《纯科学的政治》，126页。

[12]【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周春彦等翻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45页。

[13]朱剑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背景评述》，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2卷第2期（2003年）。

[14]樊春良：《美国是怎样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网站，https://www.nsfc.gov.cn/csc/20340/20289/20958/index.html。

[15]参看周建明：《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基础研究》，https://www.observersnews.com/zhoujianming/2021_12_28_620093.shtml。

[16]转引自王雪滢等：《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定位使命与发展历程》，https://www.sohu.com/a/160040297_46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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