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个人资产

现在财政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税制结构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理由是，间接税使每个购买者成为无差别的纳税人，无法像直接税那样，通过累进制使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的税负来调节贫富差距。

但在现实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是有没有不动产。不动产成为划分“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主要分水岭：有房者，资产随价格上升，自动分享社会财富；无房者，货币积累因房价上升而缩水。房价上升越快，两者的财富差距就越大。

要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大部分公民能够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均等地获得不动产，或许不失为一种思路。“土地财政”向有产者转移财富的功能，是当前贫富差距加大的“罪魁祸首”，但通过“先租后售”，这一功能马上就可以变为缩小贫富差距的有力工具。美国1863年起实施的《宅地法》的核心内容是：一切忠于联邦的成年人，只要交付一笔很少的宅地申请费，就可以免费在西部获得6475公顷的土地，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后就可以获取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先租后售”如同美国当年的《宅地法》，直接将资产均等地注入居民，为解决资本分布不均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或许可使所有进入城市的居民得以共享“中国梦”。

“现代人”的特征，就是拥有信用。通过“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可以帮助家庭快速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为劳动力资本的城市化创造前提。由于保障房的市场溢价远远高于其成本，比如，以20万元成本价买下的保障房，市场价值可能是50万元甚至100万元，因此，保障房“房改”就相当于以兑现期权的方式给所有家庭注资。

家庭的经济学本质，乃是从事“劳动力再生产”的“小微企业”。将土地资本大规模注入家庭，可以快速构筑社会的个人信用，使经济从国家信用基础拓展到个人信用基础。各国的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水平达到50%左右时，职业教育(而非高等教育)乃是劳动力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手段，但劳动力资本有随时间贬损、折旧的特点。而“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可以显著地提高家庭资产的配置效率，将劳动力资本转化为不动产凝结下来。

国外的实践表明，同表现为储蓄形态的养老金相比，住宅更容易实现保值增值。具有流动性的住宅可以在家庭层面，将社保和养老金资本化。同建设商品房相比，表面上看，政府一次性收入会显著减少，但只要操作得好，通过反抵押等金融工具，政府巨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会相应减少。

保障房“广覆盖”，能为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提供一个巨大的社会稳定器。它可以在利益急速变化的发展阶段，极大地增强整个社会的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如果说“土地财政”在过去20余年先后帮助政府和企业实现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下一步其主要目标就应当转向帮助实现劳动力的资本化。

正确的做法，不是回到土地私有的原始状态再启动城市化(这样只能让城市周围的农民获得城市化的最大好处)，而是要利用这一制度遗产，通过企业补贴、保障房“先租后售”等制度，让远离城市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农民，一起参与原始资本的积累，共同分享这一过程创造的社会财富。

1998年房改的成功，推动了中国近十年的快速增长，帮助城市政府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保障房“先租后售”乃是以“土地财政”为融资工具，帮助城市家庭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从而为城市化完成后转向税收财政创造条件。美国联邦政府“土地财政”转向地方政府税收财政，也是首先将土地转移给新移民，使他们成为有产者，然后才对新移民的财产征税。没有财产，税收财政就是无源之水。

在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推进公共土地私有化之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多了对私人财产征收税费的对象，理由是此两级政府给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随着消费税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土地有关的财产税逐步从州政府下移到地方政府，直至演化为今天美国地方政府的收入结构。“先租后售“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类似于《宅地法》对美国经济的意义，目的就是创造有财产的纳税人。笔者认为，保障房在规模上远超当年的房改。这一改革一旦成功，或许真可为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助力。

郑州：烂尾楼啟福城停工多年迎来复工。图源：视觉中国

寻找货币之锚

保障房制度建立后，我们就可以有效地将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区隔开来，从而组合利用价格和数量两个杠杆，使政策的“精度”大幅提高。在投资市场上(商品房)，控制数量。比如，将供地规模同保障房供给挂钩，放开商品房价格，避免不动产价值暴跌触发系统性危机。在消费市场上(保障房)，控制价格增长幅度，满足新市民进入城市的基本消费需求。这就像把公司股票和产品分开一样——股价的上升，有时更有利于产品价格的降低。

在“土地财政”下，中国货币信用的“锚”就是土地。人民币是“土地本位”货币。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产生超级通货膨胀，关键在于人民币的信用基石——“土地”——的价值和流动性屹立不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土地的超级通货膨胀，才避免了整个经济的超级通货膨胀。一旦房价暴跌，土地就会大幅贬值，信用就会崩溃，从而引发金融动荡。

防止土地大幅贬值的关键，在于防止房价暴跌。防止房价暴跌的有效办法，就是控制供给规模。唯有大幅降低商品房供地规模并切断信贷从银行流向房地产的路径，才能减少土地信用在市面上的流通，从而避免资产价格暴跌。如果说商品房对应的是城市公司的“流通股”，“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就是职工“内部持有股”。减少“流通股”的供给，才能保持股价的稳定。而“内部持有股”不贬值，才能为抵押融资创造更多的信用。

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保障房规模与商品房规模挂钩。地方政府出让土地，实质上是在制造信用。银行制造信用有准备金作为“锚”。银行不能超出其资产放贷。保障房直接和真实需求挂钩，如果有了这个“锚”，只要保障房需求(预先登记并实际居住)是真实的，政府的“土币”就不会超发。中央政府则可以像调节银行准备金那样，通过调节商品房与保障房的比例，来调节市场上信用的多寡，进而调控经济的发展速度。

比如，规定每个城市商品房投入市场的规模不能超过本地住房投入总规模的30%。也就是说，每拍卖3m2的商品房，就必须对应建设7 m2的保障房。由于保障房的需求是确定的，有预先登记的真实需求支持，有助于将城市土地融资规模锁定在与真实需求一致的范围——人口增长越快，保障房需求越大，可以通过土地融资的额度就越大。通过保障房需求为土地融资规模寻找到一个“锚”，使土地供给与人口真实增长挂钩，从而减少纯粹以投资为目的的“鬼城”。

商品房用地的出让，本质是城市政府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初始资本融资。有了保障房这个“锚”，我们就可以像调整银行的货币准备金那样，调节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比例，从而控制地方政府信用发行规模——如果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快一点，就可以提高商品房相对保障房的比例；反之，则可以降低商品房的“发行规模”。宏观调控工具因此会更加丰富，经济政策就可以更加精确。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作者：赵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