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也许会质疑，如果不对个人征税，难道应该让中国企业继续忍受如此高的税负？我们可以用另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边际税率如此之高，全球投资还是蜂拥进入中国？答案是：“土地财政”。借助土地巨大的融资能力，地方政府可以执行无人能敌的税收减免和地价补贴政策。其补贴规模之大，甚至使得如此高的税负都变得微不足道。

退一步讲，即使最后政府如愿开征了直接税，也不足以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表明，税收财政无法为城市化积累足够的资本。如果西方国家当初能够通过税收筹集到和中国“土地财政”接近的资本，可能就不会有血腥的殖民征服和世界大战了。

也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补贴额度远超税负的增长额度，中国企业才得以保持相对于国外竞争对手的优势。

同样的道理，中央政府之所以可以保持如此高的税收增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政府更高的土地收入。因为如果没有“土地财政”的补贴，企业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税负，中央政府的高税率也就不可持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高房价以及相关的高地价，为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持续多年超低定价的中国产品提供了支撑。

深层次的权利、权力问题

直接税多一点还是间接税多一点，并不是哪种税收模式更有效率、更公平这么简单的问题。不同税收模式间，也不是简单的数量替换。如果增加直接税，政府就必须让渡权力。而间接税下的政府补贴看上去并不是对所有企业普惠，但对龙头企业的补贴实际上也会外溢到下游企业。另外，基础设施的改进，也可惠及所有企业。

历史上，直接税的征收比间接税的征收要艰难得多。发达经济体为了建立起以直接税为基础的政府信用，无不经历了漫长痛苦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即使税额相等，不同的税制给居民带来的“税痛”也会大不相同。

英国个税源于小威廉·皮特时代的1798年“三部课征捐”，几度兴废，直到1874年威廉·格拉斯顿任首相，才在英国税制中固定下来，其间长达近80年。德国从1808年开始，历经80余年，到1891年颁布所得税法，个税制才正式建立。美国在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后开征所得税，1872年废止。总统塔夫脱再提个税开征，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直到1913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通过，个税才得到确认。其间也长达数十年。

在所有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中国之所以能以高效率应对各种危机和竞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土地财政”支持着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这使得政治决策无须经由西方式的决策程序。由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企业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迫使政府提升效率、降低税负。

如果必须经由西式程序决定预算使用，哪怕税收财政可以实现不亚于“土地财政”的收入，对企业的大规模补贴也很难实现。可以预见，一旦取消“土地财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

“土地财政”的升级与退出

有区别，才能有政策

没有一成不变的城市化模式。“土地财政”也是如此，不论它以前多成功，都不能保证其适用于所有发展阶段。“土地财政”只是专门用来解决城市化启动阶段原始信用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制度。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土地财政”也必然会逐渐退出，并转变为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指出开征直接税的风险，并非否定直接税的作用，而是要发挥不同模式在不同阶段的优势。当城市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要及时布局不同模式间的转换。在这个意义上，放弃“土地财政”绝不是简单的财政改革，而是一场剧烈的社会改革。如果这场改革发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后，可能是再一次的制度升级；而如果发生在城市化完成之前，很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社会风险。 模式的过渡，没有简单的切换路径可循，必须经过复杂的制度设计并花费几代人的时间。在还没有找到替代方案之前就轻率抛弃“土地财政”，是不明智的。

正确的改革策略应当是：积小改为大改。把巨大的利益调整，分解到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要使每一次改革的对象只占整个社会成员的很小部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渐演变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乃至以直接税为主的模式。成功的转换，是“无痛”的转换。时间越长，对象越分散，社会承受力就越强，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切忌城市化还不彻底就急于进入教科书式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在空间和时间上，把城市分为已完成城市化原始资本积累的存量部分和还没有完成的增量部分。在不同的部分，区分不同的利益主体，分别制定政策，分阶段逐步过渡到更加可持续的税收模式：

(1)对企事业单位和商业机构，可率先征收财产税；

(2)对永久产权(如侨房、公房等)，可以开征财产税；

(3)对小产权房、城中村，可以结合确权同时开征财产税；

(4)对有期限的房地产物业，7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的同时转为永久产权；

(5)在老城区新增住宅用地拍卖时就规定要缴纳财产税；

(6)可以缩短老城区及附近新出让项目的期限，如从70年减少到20年或30年，到期后，开征财产税；

(7)所有已经有完整产权的物业，需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才可以强制拆迁，物业均按市场价进行补偿；

(8)愿意自行改建的，在容积率不变且不恶化相邻权的条件下，允许自我更新；

(9)愿意采取集体改造的，自行与开发商谈条件。个别政府鼓励的项目(如危旧房改造)，可以以容积率增大等方式予以奖励，这可以很好地解决“产权分别到期、涉及的利益分别出现”这一问题。

财产税可以有不同的名目，直接对应相关的公共服务。通过区别不同的政策对象，按照不同的阶段，将完成城市化的地区渐进式地过渡到可持续的“税收财政”，同时，建立与之相对应的、以监督财税收支为目的的社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