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土地财政”却给了人民币一个“锚”。土地成为货币基准，为中国的货币自主提供了基石。2013年，美联储宣布要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新兴市场国家立刻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汇率波动，而人民币的汇率却屹立不动。

这说明人民币已脱离美元来定价，找到自己内生的“锚”。这个“锚”就是不动产：不动产升值，货币发行应随之上升，否则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货币增加，而不动产贬值，则必然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货币超发须借由不动产升值来吸收，否则，过剩的流动性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日本面临通货紧缩时，安倍经济学企图通过日元贬值走出通缩，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日本货币战争的障眼法，其目的是用货币贬值对冲高负债率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一旦美国要求日元升值，超发的货币就会泛滥。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虽然没有使GDP增加，却使“城市股票”得以正式“上市流通”，全社会的信用需求急速扩大。同日本一样，囤积的大量美元是人民币信用的另一个来源。美元升值，人民币就可以多发。如果人民币贬值，不动产就必须升值，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打压房价，就是打压人民币。房价下跌，必定导致通货膨胀，其后果可能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巨大、复杂。之所以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乃是因为房价上升导致全社会信用规模膨胀的速度比货币更快。

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础

西方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表明，效率较低的税收财政无法完全满足城市化启动阶段对原始资本的需求。为避开国内政治压力，外部殖民扩张、侵略便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快速完成资本积累的捷径。货币作为一种“流量”，它对应的是整个经济规模。GDP只是经济规模的一个断面，而没有考虑不同发展“速度”通过信用制度贴现过来的“体积”差异。简单地将GDP与货币挂钩必然会出现极大的误差。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模式出现之前的西方模式必然带来扩张和征服，新崛起的国家一定会和已经崛起的国家发生碰撞和冲突。如果不能从发展模式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靠反复声称和平愿望，很难使其他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会是一个例外。

有人认为，全球化时代的跨国贸易和投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选择非武力征服的外部积累模式。尽管这一理论来自西方国家，但它们自己并不真的相信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它们为何仍然处心积虑地对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进行围堵。的确，二战后，一些孤立经济体在特殊的政治条件下，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也可以复制这样的发展模式。

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开放历史表明，市场开放对交易双方的好处并不像“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无条件的。国际投资和贸易既可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攻城略地”，也方便了国际资本的经济殖民，利弊得失依赖双方的资本实力——全球化只对竞争力较强的一方有利。

为何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作为更有竞争力的一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凭借完善的“税收—金融”体制可以以很高的效率融资，从而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因此，通常条件下，最卖力推动全球化的，往往也是资本最雄厚的国家。

但中国的“土地财政”打破了这一规则,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创造了一种比西方国家更有效率的融资模式。中国产品风靡全球，中国则出人意料地成为可与西方国家比肩的资本强国。

反倾销历来是发达国家对付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工具，现在却被用来对付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前从来都是城市化发展快的国家出现资本短缺，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出现资本剩余，现在却反过来了，是中国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反经济常识”的现象背后，实际上都有赖于“土地财政”融资模式的超高效率。

中国之所以能“和平崛起”，原因恰恰离不开“土地财政”这种融资模式，这使得中国不必借由外部征服，就可以获得原始资本积累所必需的“初始信用”。高效率的资本生成，缓解了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信用饥渴，确保了中国经济成为开放的和在全球化中获利的一方。

因此，即使处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化初始阶段，中国也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更有动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土地财政”的成功，确保了“和平崛起”成为中国模式的内置选项。

【未完待续】

《大崛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作者：赵燕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