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一现象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SCI至上论”对中文学术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视。

中国学者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关于青蒿素的论文四十年后，《科学通报》的主编写下了《写在青蒿素论文发表40周年》，这篇文章还被转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文章中说：“中文期刊一样可以发表领先世界、甚至是摘取诺贝尔奖桂冠的科研成果。”、“我们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性科研成果，能够发表在《科学通报》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有趣的是该文的作者就是最近屡次登上新闻热点的高福院士，高福院士有400余篇SCI（不都是第一作者），最近两篇关于新冠肺炎的文章分别发表于《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这里面似乎有矛盾之处，如果对中文期刊有信心，又是中文权威期刊的主编，中国很长时间内又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那论文应该投在中文期刊才是。即使退一万步说，《科学通报英文版》也是SCI，只是影响因子低一些，也可以选择投稿。

笔者无意就此问题进行道德评价，而是借此指出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对我国科学家，乃至对我国的影响有多大。青蒿素首先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中国的下一个诺奖还会出自中文期刊或者中国期刊吗？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不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然的。

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下不仅国际间学术无法独立，在国内一样无法独立。

2013年，巴西教育部宣布了对四家巴西医学期刊《巴西医学联合会杂志》、《临床医学杂志》、《巴西肺病学杂志》、《巴西整形外科杂志》的严厉惩处：

一、2010至2012年间发表在该四家期刊上的所有文章，取消参评2013年度巴西研究项目的资格；

二、取消该四家期刊此后在教育部的参评资格，直至它们能够重新被美国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当时科睿唯安还没收购它）收入SCI数据库为止。

这四本学术期刊干了些什么呢？2011至2012年间，它们由各自主编领衔发表了七篇综述文章（这是号召投稿学者进行引用的标志，也是最后认定存在舞弊的证据），这些文章通过相互引用该四家杂志2009至2010年间发表的论文，达到提高各家影响因子的目的。

这四本学术期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巴西把学术期刊分为七档，进不了SCI数据库的期刊只能排后三档，而进了SCI数据库的期刊几乎是按影响因子分别排前四档，并按论文档次和篇数评价研究者。

作为巴西本土期刊，这四本期刊处于天然弱势，在巴西教育部的规则下，在分级体系中“天然”处于低档，就得不到优秀的论文稿源；没有优秀稿源，杂志自然更难提升档次。

于是这四个期刊为了影响因子铤而走险，最终被SCI和巴西教育部双重惩罚。“SCI至上论”不但对本土学术期刊造成的制度性歧视，而且危害学术在本国内的独立。

为了保证学术活动的良好开展，高级科学家应当参与到涉及科研的行政管理中，还应该保证顶级科学家如钱学森能够对科教行政机构进行相互监督和制约

巴西教育部不仅仅是监管机构，也要为巴西的学术进步负责，也要为巴西的学者和学术期刊服务。但我们看到的是学术监督的权力一旦让渡给国外期刊，巴西国内的学术监督完全变成一种单向的监督了。

学术监督机构负责按照SCI系列指标制定相关政策，至于这些政策合不合理，由于国内监督机构是国外评价体系的代理人，国内科学家对学术监督机构监督难度的大大提高了，甚至于无从谈起。比如说如果有人和期刊主编合谋进行学术不端时，期刊编辑部在不在国内的对于学术不端暴露的概率影响非常大。

SCI系列指标是有用的，也是有害的，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辅助工具。只有抛弃它，才说明中国的学术监督评价机制真正走向健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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