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确实是一直以来都是私营机构搞的一个学术期刊动态列表数据库（经过几次转卖，现在的所有者是科睿唯安），虽然不是很完美，但是大体尊重了“庸者下，能者上”的规则，有时甚至会显得相当严厉。例如去年11月1日科睿唯安因为自引论文多将《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移出SCIE期刊数据库。要知道《皇家学会哲学会刊:B》不仅影响因子高达6，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著名的科学家牛顿也在上面发表过很多论文。

而国内的学术期刊虽然主要是依靠有政府背景的科研基金赞助为生，“中文核心期刊”考评机构更是彻底非营利性的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结果怎么样呢？

除非一份期刊连续多年不择手段的频繁进行学术不端，只要主编不是人浮于事，极少会有选入“中文核心期刊”后的期刊被除名。

摘自“导师的崇高感”事件中赞美导师和师娘的论文图表

就在今年一月份，在《冰川冻土》发论文赞扬“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以及《银行家》主编的儿子从十岁起就在其父主编的学术期刊刊登散文诗歌都曾引起过舆论的广泛关注。

上演闹剧的期刊都是中文核心期刊，而且是比较好的中文核心期刊，尤其是《冰川冻土》，具有世界知名度。那些差得多的核心期刊呢？那些曾经是核心期刊又被剔除数据库的期刊呢？那些从来没有进入过核心期刊的中文期刊呢？会不会更严重？

说完了学术期刊间的考评，再说说学术期刊自身的运作。SCI的指标确实如很多学者批评的那样，与其说是学术指标，不如说是期刊传播力指标。尊重学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不是也要重视科学传播？比如很多普通人都知道NATURE、SCIENCE、CELL（细胞学）、LANCET（柳叶刀）是世界知名学术期刊，但是有几个人能说出四五个中国顶级学术期刊？

根源何在？在于国内的学术期刊不够重视宣传发行，不够重视科普。

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例子是屠呦呦等关于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发表于中国最好的学术期刊《科学通报》上。过去很多年之后，下载量依然寥寥无几，直到屠呦呦获评诺贝尔奖之后，下载量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

青蒿素论文即使是今天下载量也不高，而且引用/下载比高的惊人，说明主要是同行在阅读下载

这说明国内哪怕是第一流的学术期刊，主要的读者也是其他学者，甚至更进一步说是小同行的学者。近年来中国的学术杂志在宣发上有了一个明显的进步，《科学通报》算是其中转型比较成功的，这点值得肯定。

但是哪怕是今天学术水平非常高，在中文期刊中又非常注重宣传的《科学通报》在非基础科学研究者中的知名度依然相当低，其他的刊物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从宣传自己的科学成果的角度说，我们不能苛责那些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

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该改了

过去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在发展中国家非常盛行，简单来说就是把部分学术评价成本和学术宣传成本转移到学术评价体系比较成熟的国家。显然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说，学术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的国家进行公平的学术评价和学术宣传的成本是高昂的，不如从学术评价体系健全的期刊和组织购买服务。

当然这么做无疑是降低了本国的学术独立性，而且还要付出巨额的版面费。随着国内学术监督体系的初步健壮、科研投入增加伴随着对学术独立性的追求以及SCI期刊版面费水涨船高，以“SCI”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弊病越来越大。

独立是学术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学术独立对中国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就以此次2019-nCoV疫情为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一月份以前至少就有30篇以上疑似中国学者（作者姓名疑似拼音全码或缩写且作者中有人的机构在国内，有可能是华人被误判或者其他情况）写的相关英文论文发表在SCI期刊或者预印本网站上（即审稿同时也向大众公开），而中文权威论文则少得多。

相比英文预印本网站关于疫情论文的丰富，中国预印本官方平台上截至今年2月2日仅有一篇论文。笔者这里要强调国内预印本制度方兴未艾不能直接和国外进行对比，但是早期中文疫情论文比英文少一些，而且质量差好多则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