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伊势崎贤治，翻译/卢影】

在过去的77年里，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日本没有切身感受过战争，其实应该要“体会”一下。世界上杀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我们只是对美国的行为视而不见罢了，明明日本人必须首先感受到这个责任，但仍有很多人在“隔岸观火”。

最可怕的是政治一定会利用这一点。“如果敌人向我们袭来该怎么办”，于是变成了“所以要增强军备”。这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动向。关于如何抵抗和阻止这种动向，我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想先从自己的家族历史说起。我成长在一个一母一子的单亲家庭，三年前母亲去世，享年98岁。

伊势崎的母亲（前排左）在学生时代与同学、老师拍摄的纪念照（1939年左右）作者供图

这是母亲17岁时的照片。拍摄于战前的塞班岛。伊势崎家原本是八丈岛(小笠原诸岛)的流放家系（注：将罪人流放到边远孤岛），但由于战前日本将“南进政策”作为国策，家族成员全部移居塞班岛。那里有女子学校，有庞大的日本人团体，还有很多从冲绳来的人。母亲虽然不太谈论战争体验，但经常将与冲绳人的交流挂在嘴边。

战争开始后，美军进攻塞班岛。面对这些被逼到绝路的居民，美军用扩音器呼吁“投降”，但居民没有回应。然后，他们从悬崖峭壁上跳下去，嘴里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因此那个地方也被称为“万岁崖”，现在成了旅游胜地。伊势崎家就在这场“死亡之跳”中全军覆没。唯一活下来的只有母亲、祖母和母亲的弟弟，其他人都死了。

母亲是那种不谈战争经历的人，但我经常听祖母说：“如果被抓到美国，男人会被严刑拷打致死，女人会被强奸屈辱致死。如果要受到那样的羞辱，就为了天皇陛下心甘情愿地去死吧。”当时大家互相传递着这些话，最后一起跳下了悬崖。

被迫接受单方面信息、并把它当作自己的意志而选择死亡——这就是“死的揣度”。这是国民总动员的可怕之处。据祖母说，她在战俘营里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强奸。

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国民总动员。出现了侵略者，光靠军队是无法抗衡的，于是游说“平民拿起枪来”，甚至不拿枪的女人和孩子也被动员去从事后勤活动。欧洲有游击队的历史，平民的抵抗运动被视为英雄行为。但在现代社会，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数百万人就此被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为了不再重复同样的悲剧而进行反思，并以国际法的形式禁止了这种行为。

现在的国际人道法（日内瓦公约）中，最重要的条例就是禁止杀害平民。当然，杀害对方国家的公民是战争犯罪，但把本国国民当作盾牌利用也属于战争犯罪，因为这样会让本国平民卷入战斗。

因此我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在当前的乌克兰战争中，发出了“平民们，拿起枪来”的总动员令。那些枪是美国供应的，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武器，乌克兰就无法作战。那里的平民被动员起来了，经历过二战的日本人，能支持这场战争吗？

平民就是平民，正因为不拿枪，才成为受国际法保护的对象。如果平民拿起枪，在对方看来就是战斗人员，可以杀了他。在这种心态下，美国投下了原子弹，我们（日本）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了无差别空袭。“敌国没有无辜的平民，大家都是战斗力，杀了就好”——无差别攻击的动机就是这样产生的。在过去70年里，国际法一直在强调不能这么做。

但是乌克兰战争改变了世界。西方国家全力支持乌克兰作战。日本有宪法第九条（注：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无论是什么样的战争，哪怕是对抗侵略者的战争，九条的宗旨不就是让双方都“停手”并互相靠拢吗？

然而，当我呼吁尽快停止乌克兰战争，并与俄罗斯研究者和田春树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成立学者小组发表声明、并向联合国游说时，所谓的“自由九条派”的人站出来说“你们站在普京一边”，那么“九条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注：“九条派”“九条主义”一般是指拥护现行和平宪法的护宪派。）

在历史上，政治利用就是使用“妖魔化”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位名叫亚瑟·庞森比的英国议员写了一本书，题为《战时的谎言》（战争宣传10法则）。权力发动战争或者想让战争继续的时候，所说的谎言（宣传）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种规律适用于目前所有的战争。

①“我们不想打仗”；

②“但敌人单方面想要战争”——乌克兰战争并不是在2月24日像火星人突然从太空进攻那样开始的；乌克兰自2014年起，这8年来一直处于内战状态，作为其延伸，才有了当前的战争。侵略是不被允许的，但发生在那里的战争是有理由的，请大家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

③“敌人的领导人是恶魔一样的人”——只有普京被妖魔化了。难道只有普京是魔鬼吗？那么，责难俄罗斯的美国又如何呢？我曾经去过的阿富汗有8万人被杀，伊拉克有20万人被杀，虽说不能只以死亡人数来比较，但如果要把俄罗斯的侵略作为问题的话，就应该和美国相比较，因为美国通过伪造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来正当化对伊拉克的侵略。然而，我这种相对看待恶魔的行为，却被说成是“站在普京一边”。攻击我的人，只想让人看到普京是“绝对的邪恶”“臭名昭著的恶魔”；对日本来说，是为了增强军备的顺水推舟之举。此外，所谓自由护宪派的人也在乘虚而入。

④“我们不是为了领土和霸权，而是为了伟大的使命而战”——什么是使命？自由与民主？我将在下面详细描述北约和美国为其所谓的自由民主而战斗20年的细节。

⑤“我们有时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牺牲，但是敌人故意制造了残暴行为”。

⑥“敌人使用卑劣的武器和战略”。

⑦“我们受到的损失很小，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很大”——现在只有来自西方的情报，没有来自俄方的消息。这是情报统制，但没有媒体对此提出异议。也许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但我活了65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状态，更何况是在日本。

⑧“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也支持正义之战”。

⑨“我们的大义是神圣的”。

⑩“对这个正义提出疑问的人就是叛徒”——光是辩证地看待恶魔就被视为“叛徒”，首先考虑的是外交上对俄有利的政治因素，没人愿意站在无助的受害平民一方。每当“恶魔”出现，就会以“这个恶魔和之前的恶魔不同”为理由，不断重复。

冷战结束后的北约：寻找自我的30年

在思考乌克兰局势时，首先要考虑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一名相关业内人士，我跟以美国为首的欧洲军事同盟北约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所以在从事和平运动的诸位看来，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我是“那边（军事同盟）”的人。

我所目睹的冷战后的NATO，是“寻找自我的30年”。北约是因冷战而产生的军事同盟，按理说冷战结束后就应该解除了，但它并没有。冷战结束后，苏联这个敌人消失了，那么“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存在？”NATO在这一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自我挣扎了20年。北约的军事同盟性质体现在《北约宪章》第五条（集体防御）中。

“在欧洲或北美对一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的武力攻击视为对所有缔约国的攻击。缔约国在遭受到武力攻击时，应当行使联合国宪章承认的个别或集体自卫权，立即采取个别和联合的行动（包括使用兵力）以恢复和维持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从而援助受到攻击的缔约国。”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被盯上了，就被视为对所有人的攻击，这是大家共同战斗的军事同盟。那么，北约是否有过这样全员作战的经历呢？其实只有一次。虽然曾有过几个国家组成的志愿战斗同盟，但一起战斗的经历只有一次，那就是9•11恐袭事件后持续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冷战时期形成的东西阵营边界，近30年来大幅向东（俄罗斯一侧）移动。这就是北约东扩。普京在开战时主张“北约违反了不东扩的承诺”，引起了争议。开战之初，日本媒体也大肆报道此事，很多专家大声主张：“那是骗人的，根本没有这样的约定。”

图自大公网

但这个约定确实存在过，只要查一查美国的公文就不言自明了。苏联解体前的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西方的首脑们为了保护主动改革且靠向西方阵营的戈尔巴乔夫不受苏联强硬派的攻击，召开多次会议，为使其顺利实施改革，作出“北约不再向俄罗斯方向发展、不扩大”的承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中，还留有当时的电报记录（外交会议记录）。

只是，这一承诺是没有通过互换外交文书的口头约定，严格来说不具有外交约束力。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普京所说的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顺便一提，其中双方还约定，为了更好的发展，北约应战略性解散；有记录显示，当时设想的愿景是，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以及欧亚大陆的所有国家变成一个和平政治论坛，而非军事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