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当个人有较大自由的时候，人的创新潜力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譬如，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个人自由少，创新的思想就较少出现，即使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等的创新理论，也遭到了封杀。但是，当一个创新的理论出现之后，要把它转化成能够实际应用的群体自由能力，则需要群体凝聚的努力。

譬如，应用力学理论来生产汽车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要在有严格纪律控制的现代化工厂中完成的。福柯描述的等级制监视、标准化正常化管理等等现代权力对人控制的方法，在现代化工厂中是极为通用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不需要这样的控制方法，小农可以无组织、无纪律地自由散慢，但现代化的大生产则需要组织、需要纪律。现代化工厂生产了“群体自由”的产品，但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却压抑了个人自由，甚至还会使人异化，丧失自我。

通过创新产品来增加群体的自由能力，是既需要鼓励个人自由，又需要压抑个人自由的，因为无论是在理论研发的阶段，还是在应用生产的阶段，个人自由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譬如在研发的时候，个人自由带来的创新固然举足轻重，但很多时候，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都需要团队合作，需要组织纪律。又譬如在应用生产的时候，控制个人自由的管理制度固然是关键，但如果有人能超出常规、做出革新，则会大大促进生产。

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新的群体自由的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创新和合作也会越来越复杂，从而个人自由和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就会相应发展得更加错综复杂。（关于自由的论述请参阅尹伊文：《幸福与GDP》（2019）、《美好政治——对自由、民主、市场的反省》（将出版）。）

“平衡点”与政治经济制度

由于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有着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选择一个最佳的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平衡点选择得好，这个社会就能够获得好的发展，选择得不好，就会发展得不好。而且，最佳平衡点不是恒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最佳点也会变化。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就展现了这样的变化。

启蒙运动崇尚个人自由，把平衡点从中世纪的强调社会凝聚、束缚个人自由的一端，推向了现代社会的强调个人自由的一端，使个人能够更自由地创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平衡点移动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关的、相适的，因而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使社会获得更多的群体自由能力。

欧洲在进入启蒙运动时的生产力特点是，经过了中世纪的长期凝聚积累，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出现了许多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城市，还形成了大学等学术机构。社会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创新。那时用于创新的手段，是只需要个人自由就可以操作、使用的。譬如，伽利略可以自己动手制造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牛顿可以通过个人直接的观察演算，在个别精英学者的前期铺垫下，就能创新出新的物理理论。这些理论创新，对现代社会发展贡献极大，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多群体自由。

但在接踵而至的现代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又出现了很多新特点，个人自由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伴随着个人自由创新带来的群体自由能力的发展，许多新出现的群体自由能力产生了对凝聚合作的强大需求，譬如射电望远镜、哈勃空间望远镜、现代粒子加速器，都是极为复杂的合作产品。现代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已不再简单沿用伽利略和牛顿的方法，而是需要团队合作来开展研究。在社会的发展运动中，在生产力的不断变更中，平衡点需要不断调整，而不能固定在一个定点上，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天眼”这样的大工程需要大量科研与工程人员的协作，图片来源：新华网

生物的进化显示，突变的基因给进化提供了机会，不过，基因突变也可能造成癌细胞。如何才能使社会获得进化的自由能力、却又不被自由的癌细胞所毁灭呢？当一个社会过度禁锢个人自由，会使社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但当一个国家过度纵容个人自由，会使癌细胞泛滥腐蚀国家的凝聚力。一个良好的、能够不断进化的社会，应该具有一种体制，可以在基因突变和群体凝聚这一对矛盾的两极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创新力和凝聚力能够得以兼顾。

如何调整和掌握平衡点，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考验。能够调整掌握好平衡点的国家和社会，就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显现优势。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平衡点，有的较佳，有的较差，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中，它们显现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的国家，其体制是能够把握好这个平衡点的。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能够把握好平衡点呢？

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者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视为最佳体制，忽视了“平衡点”的概念，坚称“民主”和“市场”能够带来最佳的社会发展。从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现实来看，很多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的确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全球生存竞争中的胜出者。这个历史事实，使自由主义者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使自由主义的信念被很多人所接受。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让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推上“历史终结”的顶峰。

但是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更让自由主义的实践陷入灾难，让自由主义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毕竟，三百年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小段，断言自由主义最佳，未免太过急切。

回顾三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观念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其理论中的几个误区。其表现并非一直都差，当然也不是一概都好。其误区有时并不明显，有时表面看上去很好，却埋藏着陷阱。本文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自由”，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自由在某个阶段对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人生而自由”的误区却埋下了陷阱，而其对“群体自由”的忽视则显现了理论的缺陷。

自由主义的另外两个核心观念“民主”和“市场”，也有和“自由”相似的问题。它们在某个阶段对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也都存在误区陷阱，而其理论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对这两个核心观念的分析和探讨，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一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可以从“民主”与“市场”的角度，来更为全面地回答“平衡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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