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恶化，许多州和市发出了“封锁令”与“居家令”。在其它很多国家中，疫情也在蔓延恶化。

仅仅两个多月，疫情如此快速蔓延，使世界震惊、焦虑、挣扎，思索……

新冠疫情挑战着人类的健康，也挑战着人类的社会制度和观念理论。在这场挑战中，自由主义首当其冲，从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到支撑自由主义的深层理论，都受到了挑战。

本文主要谈论的是西方的“自由”，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并不相同。它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观念，是西方的骄傲，被视为永恒的普世价值。但当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之后，这个观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一、二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中国采取了“限制外出”“强制隔离”等等的管控措施，西方政府和媒体立刻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指责这些措施是“违反个人自由权利”。

当二、三月份新冠疫情在西方爆发之后，西方政府开始变化，自己也逐步推行中国式的管控措施，因为他们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看到还是这些中国曾使用的措施行之有效。但是，西方很多民众却继续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指责政府的这些措施“违反个人自由权利”。很多民众还身体力行继续实践着自己的个人自由权利：自由外出、自由聚会……

西方媒体也出现了变化，虽然不少仍固守自由主义，但有的也开始质疑“自由”。譬如《纽约时报》刊登了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世界正面临新的纪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后》（观察者网已翻译刊登该文），文中指出：“严厉社会”实行严厉限制自由的规定来约束社会行为，结果显示这些“严厉社会”能够更好地应对灾难，“只有严格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

他批评了“松散社会”，认为这些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但在应对灾难时表现不佳，结果使社会经济受损，最终使大众的钱袋子遭殃。他呼吁美国要从“宽松”变为“严厉”，要对“宽松”的程序设定作出巨大修改。“越是让我们的文化变严厉，越是让人们的钱袋子变宽松，我们的社会在‘新元后’才会变得越强大、越友好。”他希望这场疫情大流行能够“彻底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

在疫情之中，批评自由主义的声音在不少国家出现，但很多批评是情绪化的抱怨、缺乏理性分析，即使有些批评含有理性分析，也仅仅停留在“改变宽松程序”方面，并没有触及自由主义深层理论的问题。

要想真正认识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分析批评上，而需要深入其理论的源头。只有在源头，才可以发现其理论的缺陷，以及给后来的实践埋下的地雷、挖下的陷阱。

寻找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朔到早期启蒙运动时代，那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动听的理论表述：“人生而自由”。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逻辑论证：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造出的人是自由的，这是自然状态，因此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是生而具有的，是不可剥夺的（关于“人生而自由”的论证，可参看洛克的《政府论》）。但这些只是逻辑论证，不是实证的理论结论。“上帝造人”“自由是自然状态”，都是没有经过实证检验的命题，洛克只是通过逻辑推衍，导出了“人生而自由”的结论。

洛克，图片来源：wiki

这个没有实证基础的“人生而自由”结论，却被冠上了神圣的真理光环，被后来的很多重要文献所引用，成为三百多年来无需检验的真理。美国的《独立宣言》引用了，宣称“自由”是“秉造物主之赐”、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还特别声称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引用了，当首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

“人生而自由”这个没有实证支撑的结论被推崇到神圣的高度，在这基础空虚的高度上，自由主义构建了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为宗旨的一系列制度举措。在实践这些制度举措的时候，一个问题暴露出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与保障实行此制度的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利益，会产生矛盾。

这次疫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不被限制，结果个人自由活动造成了疫情恶化，导致社会经济受损；而社会经济受损限制了社会发展，使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自由受到损害。群体的发展“自由”，与个体的活动“自由”，呈现了相矛盾的现实，疫情中的“个人自由”损害了“群体自由”。

“群体自由”是和“个人自由”相关却不相同的自由概念。西方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的个体本位出发，只强调个人自由，无视群体自由，因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要想对“自由”，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应该跳出“个人自由”的狭隘局限，要从“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双重角度来进行分析。

人是“生而自由”的吗？

要回答人是否“生而自由”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比较人与其它动物，来获得实证性结论。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比大多数动物“生而”更不自由。因为人在出生之后，在行动和饮食方面都不能自理，都没有自由，相对而言，很多动物出生后的行动自由和饮食自由要比人类的婴儿大得多。从个体看，鱼类出生后就能够自己觅食、自由游动；幼鸟需要亲代喂食、需要学习飞行，比幼鱼的自由时间迟一些，但也比人类能够更早地自由觅食、自由飞翔。很多哺乳动物在行动方面，比鸟类更早获得自由，有的出生不久就能跑，但在饮食方面因为喝母乳受到更多限制。而人类，也受到了同样的饮食不自由限制；在行动方面，初生婴儿完全不能站立，一年后才能摇摇晃晃地、由大人牵着手“不自由”地移动。

除了和动物相比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和饮食的不自由，人还在其它方面展现了“生而不自由”的特性。

第一是生存的不自由。人出生之后是完全不能自立生存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婴儿时期，到少年时即使能够自己做饭，基本还不能自己种地产粮或者赚钱买食物。

动物界也有不少群居动物，它们的个体也难以独立生存，但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性。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人能够就业生产的年龄越来越迟，需要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人能够自立生存的时间就越来越晚。在现代发达的社会中，人的生存水平和教育程度紧紧挂钩，总体而言，教育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生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