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对希特勒掠夺“生存空间”的谴责上，但更可悲和可恶的是，英法这两个并非“弱国”的国家，当年居然主动将布拉格这个“盟友”送上了纳粹的祭坛；波兰和匈牙利更是趁火打劫，参与了对邻国的瓜分。难怪丘吉尔在战后回忆录中，将波匈两国形容为“捷克斯洛伐克尸体上的秃鹫。”

英国首相张伯伦从慕尼黑返回英国后，在机场挥舞着协定文本宣称“这是历史上第二次英国首相从德国带回保持尊严的和平，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

他在这里略去的“第一次”是指1878年时任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率团前往柏林参加由德国首相俾斯麦主持的国际会议，重新谈判俄罗斯和奥斯曼签订的《圣斯特凡诺条约》。在这次会议上，迪斯雷利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成功削弱了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确保了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

张伯伦返英后自吹自擂所谓的“和平成果”（Peace for our time），迪斯雷利归国后亦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他声称带回了“光荣的和平”（Peace with Honour），但一如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1878的《柏林条约》也是以缩小保加利亚领土范围、承认奥匈帝国对波黑地区的占领为代价的。

张伯伦在机场手持《慕尼黑协定》

这些“和平”论调，我们从特朗普这里也能反复听到：他一再强调，自己的斡旋是为了避免每天新的死亡，是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为了和平。实际上，他单独与俄罗斯媾和，是为了在乌克兰和欧盟介入前，先为美国抢到最实惠的利益（矿藏），并以此（加上他其他的“帝国主义诉求”）作为自己的政绩来为将来突破宪法的约束，延长执政时间铺路。

同理，张伯伦之所以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一方面是他对纳粹政府的扩张决心和欧洲局势的误判，同时也是出于内政的需要：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英国的经济已不堪新战端的重负，民众的厌战情绪相当普遍；另外，英国在军事上尚未做好与德国硬杠的准备，还需要时间备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2014年俄罗斯拿下克里米亚后与乌克兰签订的两份《明斯克协议》，也是欧盟“双套车”德法两国主持下的“绥靖”结果。默克尔和奥朗德事后都承认当时是为重新武装乌克兰争取时间。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的中华民国虽然不是一流强国，但毕竟还是远东战场的主力，并不算字面意义上的“弱国”。

然而，面对遭受侵略并为抵抗日寇付出极大生命财产代价的“盟国”，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商时却出卖了中华民国的利益。

会前未邀请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参加，据说是因为罗斯福极度鄙视蒋介石的指挥能力，而蒋又拒绝交出作战指挥权，所以，罗斯福为防止中国战线溃败，最后以牺牲中国权利来换取斯大林的对日宣战。

雅尔塔会议中的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根据三方签订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但条件是：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

二、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应须予恢复，即：甲、库页岛及临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丙、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三方商定，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铁路的协定，尚须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苏联本身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中苏友好同盟协定”，并以其武力协助中国达成自日本枷锁下解放中国之目的。

当时三国约定，《雅尔塔协议》在一定时间内对蒋介石秘而不宣，但蒋介石已经隐隐约约知道了这个协定的一鳞半爪。鉴于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指令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解决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外蒙古“维持现状”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外蒙古的现状”毫无疑问就是归属中国，但苏联理解的“现状”是外蒙古脱离中国，这是它出兵对付日本的条件。

随同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等一同前往莫斯科的蒋经国兼有双重身份：佩挂上校军衔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曾在苏联生活过12年，也多次与斯大林会晤过。蒋介石清楚此次任务十分艰巨，在正式渠道谈不拢时，希望蒋经国能够与斯大林单独接触，争取有利于中国的会谈成果。

根据蒋经国后来的回忆，斯大林在正式谈判时，“傲慢地、粗暴地”把《雅尔塔协议》文本摔向宋子文，挥着手中的烟斗说：“您可以讨论问题，但在谈判时必须以这个文件为基本依据。”

蒋经国据理力争，用俄语说：“苏联肯出兵对付日本，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但是，如果由于苏联的出兵而使中国放弃对外蒙古行使主权，坦白地说是丢了外蒙古，这个要求中国实在难以迁就。因为这是个主权的问题，如果我们答应贵方要求，那么中国四万万民众都会骂我们是卖国贼。”“您应该知道，中国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的失地，迄今已进行了七年抗战。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被赶走，东北和台湾还没有收回，再丢失外蒙这么多领土，抗战意义又何在呢？人民将不能饶恕我们。”

斯大林态度强硬地回应道：“您应该明白，今天不是我请求您提供帮助，而是您在请求我的帮助。日本占领了中国，既然要让苏联来帮忙，那就应该接受我们的要求。假如您的国家有实力，你们能够自己粉碎日本人，能够自己保全领土，那么我当然无权提出要求。你们没有这样的力量，因此您现在说的都是废话。”

此情此景，与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红着脖子争吵的内容几乎如出一辙。

到最后，已没耐心的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交还蒙古是不可能的。”他还对蒋经国说：“条约是个不可靠的东西。”言外之意，即便签约，他也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任何国家，最终还是要靠本国的实力来锁定利益。

在这场博弈中，蒋介石坚持的是“对付中共为优先”的思路，他认定抗战之后必有一场内战，两害取其轻，因此力争苏联在即将发生的国共战争中保持中立。为此，他放弃了对外蒙的主权立场。

“关于我们，但没有我们”——泽连斯基如今的遭际，蒋经国当年经历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也体会过。

欧洲不久前一直流行一种说法叫“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如今，特朗普的一通操作，在世人面前将这个“政治神话”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结语

2014年爆发在乌克兰的抗议活动和武力冲突被称为“尊严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

之所以被取名“尊严”，是因为抗议者要求基本人权、自由和尊严，也因为冲突中的死伤者成为尊严和正义斗争的象征。这个冠名其实是在强调抗议活动已超越一般政治诉求，被上升到了“道德和伦理”的层面。

十多年后的今天，乌克兰似乎还在为这份“尊严”而挣扎。只是，这次面对的不是国内的当政者，而是国际上的强权。

当然，大国未必强，小国未必弱。

历史上，区区欧洲外海的英伦三岛，曾建立起万邦来朝的“日不落”帝国；沧海之东的“弹丸小国”日本一度曾野心膨胀到恨不得要与整个世界争雄。反之，当年中华民国可谓幅员辽阔；今天的乌克兰也算是俄罗斯之外最大的欧洲国家，但在强权面前，都先后尊严扫地。

悲观主义者亚瑟·叔本华说，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强权的套路从古至今几乎没变，强国出卖弱国的理由也大同小异。不同的是，今天的强权比以往拥有了更多的手段。

人们渴望的“和平与正义”，是否只能成为强国利益碾压下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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