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这位大使的“右翼”言论也引起媒体的关注和反弹：

他在采访中否认乌克兰极端右翼民族主义者、曾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班德拉是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凶手，称其是被苏联刻意妖魔化的牺牲品。以色列大使馆随后指责梅利尼克“歪曲历史事实，淡化Holocaust（大屠杀），并侮辱了被班德拉及其追随者杀害的人”。乌克兰外交部也与梅利尼克的言论保持距离。

在马里乌波尔保卫战中战功显赫的“亚速营”因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也因成员中亦有不少新纳粹分子而受到西方媒体的质疑和批评，联合国人权组织指控其犯有人权罪行，而梅利尼克却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假叙事”。

德国民间对这位“喷子”大使颇有微词，政界却表现得相当克制，即便不满也非常隐忍。譬如，社民党籍的“住房、城市发展和建筑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副部长）巴托尔在推文中发表了“我觉得这位‘大使’已经令人无法忍受了”后不久，便删除了这条推文并道歉。

2022年夏，梅利尼克因经常出言不逊而被召回。消息传来，德国联邦议院副议长埃卡特还对他表示敬意。这位绿党政治家表示：“梅利尼克为他的国家全力以赴。他是一个不容忽视、不知疲倦的自由乌克兰的声音。”

其实，梅利尼克的“出格”言论反映出来的是乌克兰人的“受害者情结”和“为欧洲民主而战”的使命感。因此，虽然泽连斯基及其团队很清楚，没有美欧的支持，乌克兰坚持不了多久，但他们在求助和要钱时，丝毫没做卑微状，而是理所当然。谁不给钱，或拖延给军火，就会招来基辅的指责，甚至“梅利尼克式”的攻击。

在这方面，泽连斯基“以身作则”：他与朔尔茨总理通话时几乎要挂电话，因为他认为这种对话就像“在与一堵墙对话”。朔尔茨的优柔寡断在他眼里无异于“在乌克兰背后捅刀”。

德国人好脾气，也很理性，你可以随便捏箍，但遇到特朗普这样的“混世魔王”，你若还这样，那就得“后果自负”了。

泽连斯基在白宫被当众霸凌后，当年曾被乌方拒之门外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出来为其打抱不平，异常直率地批评了特朗普。他在飞往乌拉圭的途中对德新社表示：“当众羞辱谈判伙伴的那一刻，外交也就失败了。我从未想过，我们有朝一日不得不在美国面前保护乌克兰。”

“关于我们，却没有我们” （“über uns, aber ohne uns”）

如果我们把时间节点定格在冷战之后，那么乌克兰的确可以被称为纯粹的“受害者”，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受害者”：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分得苏联核武库的三分之一，拥有当时世界第三大核武库，以及重要的设计、生产方式以及相关设备。

1994年12月5日，乌克兰、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为乌克兰放弃核武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提供安全保障。

俄英美三国承诺，1）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没做到），2）有义务不对乌克兰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没做到），3）不进行旨在使乌克兰……屈从于经济胁迫，从而获得任何形式上的好处（没做到）。4）在乌克兰成为使用核武器的侵略行为的受害者或侵略威胁的对象时，立即寻求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部分做到）。另外还有两条在此省略。

乌克兰正是在大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才同意销毁核武器的。事实证明，这份《备忘录》形同虚设，没有提供任何“担保”。

没了核武，乌克兰便失去了战略威慑力。

如果基辅能如基辛格建议的那样，在之后采取“左右逢源”的策略，它的日子或许会相当不错。可惜，随着北约和欧盟的不断“东扩”，乌克兰在西方的“诱惑”、“挑唆”和“怂恿”下选择了战略幼稚的“一边倒”道路，也因此引发俄罗斯的强力反弹和武力干预。

欧美的支持从开始的“悲观犹豫”，到中间让基辅“不死不活”，再到最后特朗普的“改弦易辙”和“强抢明夺”，乌克兰官民可谓尝遍了作为“代理人”和“被阉者”的辛酸苦辣。

这次在英法两国的斡旋（或压力）之下，泽连斯基在“受辱”后表示愿意重回华盛顿签约，但有一个“条件”：闭门谈判。

显然，他绝对不想再重蹈覆辙，但同时也说明，他还试图维护某种与美国“比肩齐眉”的地位。换而言之，关起门来你怎么着都可以，但在外还是要保全我作为堂堂一国元首的尊严。

可是，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样：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从古至今，弱国哪有外交可言，乞讨何谈尊严之有？

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并用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顾维钧的话来加以佐证弱国也有外交。其实，顾对“弱国无外交”是有切肤感受的，只不过，他同时也强调，国弱才更需要外交，才更要懂得如何外交。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无疑是一个“弱国”的外交使节据理力争和巧妙斡旋的典范：他在《山东问题说贴》中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城耶路撒冷；他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唇枪舌剑数十回合，让对方难以招架，并因此赢得美英法三国首脑的盛赞。

但这位外交奇才最终并未能改变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结果，因为欧美代表担心日本若退出可能导致巴黎和会流产，于是对东京作出了牺牲“战胜国”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让步。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妨从中外现代史中各选一例：

《慕尼黑协定》

当特朗普和普京为解决俄乌战争单独谈判时，不少人将这种不让“受害者”乌克兰参与的做法，比作1938年英法德意抛开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割让苏台德地区的《慕尼黑协定》。

捷克总统帕维尔表示，美国不应在乌克兰未参与的情况下私自达成协议，“否则将是慕尼黑绥靖历史的某种重演，而捷克斯洛伐克对此深有体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提出：“我不禁要问：我们是否又回到了193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关于1938年那段历史，舆论的普遍认知是：第一，绥靖政策无法阻止侵略和扩张野心；第二，大国和强国以出卖小国和弱国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内需和外需”。

当年希特勒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指令。文献来源：NS-Archiv（纳粹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