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根据德国罗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周三（4月14日）公布的最新数字，一日内新增感染21683人（上周同日9677），死亡人数达342例（上周同日298）；全国每10万人口七天的平均值为153.2（上周同日110.1）。

由于前一阵复活节期间检测减少，各卫生局上报会有延误，因此，本周三之后，数据才算基本恢复“正常的可信度”。

罗科所主席威勒（Lothar Wieler）表示，疫情“非常非常严峻”，患者的年龄正在进一步下降，重症室人满为患。可领导抗疫的联邦和各州政府眼下却还在为“谁执牛耳”这样的权力问题争论不休。

目前，德国正处于比较艰难的第三波疫情中。民众看不出政府的抗疫战略是什么，情绪因而越来越沮丧。

一年多来，德国的抗疫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路？本文试图就此做一个总结。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去年的疫情：1月底，新冠病毒首次登陆德国；3月，第一波冲击达到高潮；5月中旬，疫情在全国统一采取“停摆”措施后趋缓，并维持在一个可控水准上。

客观而言，与欧洲其他国家比，德国第一波的抗疫还是相当成功的。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从开始觉得病毒离自己还很远到周边国家短期内出现恐怖疫情，德国人亲历了“轻视”和“惊恐”两个阶段。由于没有可以完全照搬的抗疫“样本”，安全意识超强的德国人采取“宁过勿怠”的抗疫措施——停摆，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疫情强冲击之下，虽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内心嘀咕、不习惯戴口罩、甚至认为病毒并没那么可怕，但因为首次遇到这种情况，民众还难以想象病毒会如此“顽强”、紧缩措施会持续这么久，所以，他们开始时对政府的举措还比较“乐观”，也挺配合。

3）为避免立法机构（议会）商讨对策过于冗长，德国在抗疫中启动了所谓的“州长联席会议”（Ministerpräsidentenkonferenz-MPK）这个“非正式”机制。该机制原本用于各州共同面对联邦时协调各自立场，这次本意也是为了与联邦协商措施时最大程度地维护各州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各州面对如此规模的疫情并无经验可循，所以，它在第一波中与联邦总理府会商时更多是“配合”与“听从”，客观上避免了“扯皮”现象，提高了抗疫效益。

4月9日，德国《时代》周报还发表深度文章，详细介绍了州长联席会议（图片来源：报道截图）

4）面对如此规模的疫情，缺乏经验的行政部门比较认真听取医学专家们的意见，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了各州以及联邦的决策程序；德国人普遍比较尊重“权威”，因此，学者们以各种方式向政府和民众提供咨询时收效不错，科普工作比较成功。

5）不管是因为“无知无畏”，还是“众志成城”，总之，面对第一波疫情，许多问题虽然已初显端倪，但尚未影响全局，因而也就没有彻底暴露出来。譬如，抗疫物资储备方面“重视大件（急症床位、呼吸机等）、轻视小件”（如口罩、防护服等）的现象；对抗疫的“持久性”、民众的“承受力”、抗疫产生的财政压力、法律后果以及协调复杂性等估计严重不足。

5月底6月初，随着第一轮防控措施的奏效，加上夏日度假期的到来，政府此时即便对疫情未来的发展不敢过于乐观，也无法继续要求民众放弃个人权利和自由。就这样，德国人开始到处旅游度假，就像疫情不复存在一样。

但病毒并未离开，只是在“等待”时机。日常生活恢复之时，也是病毒开始发动第二轮攻击的时候。外出度假的德国人虽然心情大好，返回时却带回了新的感染源。随着秋天的到来，病毒开始实施“秋后算账”，第二波冲击开始了。

与10月相比，11月全国感染人数从230000增至530000，死亡人数从960增至6150。面对这种局面，联邦和各州从11月初开始不得不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但决策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搞了一个所谓的“软方案”（Lockdown light），收效甚微。

结果，进入12月后，新的感染人数有增无减，升至675000，死亡人数甚至超过4月的最高纪录（6500），达到17000。政府不得不赶紧“拉闸”，赶在聚会集中和频繁的圣诞节前宣布采取“硬核限制措施”（Harter Lockdown）。

但是，任何措施都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今年1月，德国的新感染人数高达50万，死亡人数2.4万。当时，日死亡人数超过1000的情况不在少数。

12月底的严厉措施，到2月才略显效应：月新感染人数降至22.6万，但死亡人数依然上万。3月，死亡人数虽然降到一万以下（6300），但新感染人数却出现了反弹，高达36.6万。

当时，变异的“英国版”病毒已在德国占据上风。疫情由第二波几乎无过渡地直接进入第三波，并一直处于某种“高危”状态中。

在此过程中，“旧问题”开始渐渐凸显：第一波中看似行之有效的办法渐渐失去了效力，联邦和各州给人留下的“合力”印象越来越靠不住。与此同时，“新问题”又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

1）从第一波开始，各级政府就反复强调并保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老年群体，但第二波中出现的高死亡率主要集中在养老院。这说明，政府并未兑现承诺，漏洞并未堵住，许诺的“增加测试”措施也未到位。结合政府其他一些没有兑现的承诺（如快速测试等），舆论和民众开始质疑政府的公信力和行动力。第一波中的德国政治新星、卫生部长施帕恩（Jens Spahn）威信锐减。

2）德国的抗疫战略始终以疫苗为基点，也就是说，所有的希望都压在疫苗这一张“牌”上。疫苗投入市场并产生群体免疫效果之前，所有措施只是“过渡性”和“维持性”的，目标是确保公共卫生系统不崩塌。因此，当德国美因兹的“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 SE）与美国辉瑞率先研发出功效达95%的疫苗时，德国官民都很兴奋。然而，接下来的疫苗采购工作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导致德国和欧盟在接种疫苗方面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美国、英国、以色列）。

3）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欧盟采购疫苗的失误，德国的疫苗本来就供不应求，围绕阿斯利康的争议还偏偏没完没了：开始时，德国疫苗委员会（Stiko）认为该疫苗临床数据不完整，因此不适用于65岁以上的群体接种；3月初，随着多个欧洲国家因脑血栓风险全面叫停阿斯利康，德国也暂时停止了该疫苗的接种，几天后才又恢复。可恢复才两周又出新状况，有关部门这次告知公众该疫苗只适用于60岁以上群体。如此一波三折，不仅严重影响了阿斯利康的市场信誉，监管部门前后矛盾的说辞也让公众对政府抗疫能力的信心大打折扣。

4）媒体揭出政治家舞弊现象：执政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中有议员利用抗疫物资（口罩）短缺现象，在买卖之间牵线搭桥，从中牟利。这些丑闻影响恶劣，不仅给德国第二、三波抗疫本来就不佳的效果“雪上加霜”，而且也让联盟党（Union）在两个州选中遭受重创。

5）制定限制措施时，“进一步，退一步，甚至退两步”；有些措施的“逻辑和意义”让人难以理解；政治协商机制逐渐失灵，联邦总理府与州长联席会议形成的决议在具体落实中出现偏差，各行其是现象普遍，严重影响了联席会议这个协调机制的威信和效益，为眼下联邦和各州之间的“权力”之争埋下伏笔。联邦要求修改《感染保护法》（Infektionsschutzgesetz），以此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各州的反应不一，有的支持这个意向，有的反对放权。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和舆论无法不质疑各级政府合力抗疫的意愿和能力。

6）政界要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要么在形成决议的情况下仍然我行我素；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意见相互对立，有时还前后矛盾，第一波时曾有过的“向心力”不再；政府的决策时而被法院推翻；媒体的表现依然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报道更多是“揭露”和“指责”，而非“凝聚”和“解惑”。这些都增加了抗疫的难度。

那么，德国抗疫决策中为何会出现这种“七嘴八舌”“莫衷一是”的局面呢？根据笔者一年多来的观察，这与以下几个“矛盾现象”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