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与反智言论

“政治正确”本来是文明社会的一种进步，旨在保护社会某些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为此，德国媒体在《自律守则》（Pressekodex）中规定，报道中应隐去涉及当事人身份、种族等个人信息，以避免引起偏见和歧视。美国的亚裔因新冠病毒而受到歧视和袭击，就是歧视性报道以及官方或政客煽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正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如果“政治正确”演变成某种代表正确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就会导致另一些问题的出现，譬如，不同意见和少数意见受到排挤和群殴，新的偏见和成见得以强化。

“阴谋论”和反智言论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化的结果之一。感觉被排挤和被压制的一些人就会抵触和反感主流观念，宁愿采信种种“阴谋论”。同时，“政治正确”在坚信自己代表“正确”的时候，也在制造新的“成见、偏见和不公平”。

以疫苗问题为例：世卫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日前表示，全球疫苗分配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令人震惊，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接种了超过87%的疫苗，而低收入国家只接种了0.2%的疫苗。

谁应该对这样的局面负责？这恐怕是个不言而喻的事情。但西方媒体不关注这个不公平现象，却盯着哪些国家使用了中国疫苗。

欧洲一些国家因为欧盟采购疫苗不力而求助中方，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疫苗被富国几乎垄断而请求中国提供，这被西方媒体说成中国在搞“疫苗外交”。如果中方对这些求援声音置若罔闻，恐怕又会被这些媒体批成“自私自利”“冷酷无情”。

“政治正确”一旦意识形态化，就会背离原先的“大同普世”“人皆平等”的初心，产生新的“分别心”。譬如，德国媒体在提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抗疫的成功经验时，首推韩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按理说，那里的抗疫措施中也含有不符合德国观念的一些做法（手机跟踪中的个人隐私问题等）；更何况，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岛屿或半岛特性以及面积大小对德国毫无借鉴性，那里封锁起来要比德国容易得多。可德国为何偏偏青睐它们而回避或排斥“中国模式”呢？很明显是意识形态的分别。

这种“姓社姓资”的“阵营意识”到头来对中国毫无损害，耽误的却是西方本身的抗疫成效。再譬如，德国一直排斥俄罗斯的疫苗（原因不言而喻），如今，德国疫苗供不应求了，加上第三波疫情大有失控的危险，所以，卫生部长施帕恩转而表示愿意引进俄罗斯疫苗，前提当然是该疫苗获得欧盟药检部门的批准。巴伐利亚州和梅前州也已经预订了Sputnik V疫苗。

风险与担当

整个疫情期间，德国除若干国会议员因 “发国难财” （在党内和舆论的压力之下）引咎辞职外，没有一个官员因为担责而下台。

是这里的抗疫没有漏洞？是没有出现过任何人为错误？都不是。按照德国的体制，因丑闻下台的官员有，但因渎职下台的却寥寥无几。这导致官员们为了保住乌纱帽而失去担当的勇气和意识。

这次抗疫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名经常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有些是大家熟知的，譬如各级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还有大学医院、病毒学、心理学等各相关领域的专家，当然还有各种舆论媒体和各级法院等。

有些则是鲜为人知的，譬如“伦理委员会”（Ethikrat）。该机构平常很少进入公众的视野，即便出现也不为人关注。其实它非常重要，相当于“不是法院的法院”。政府遇到专业问题会请教各方面的专家，若专家遇到难题，就会向“伦理委员会”咨询。有难题，问伦理。它的作用和影响力尤其在政府和专家很难决策或左右为难时更加明显。

一方面，德国这种机制分摊了风险，能在各有所长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另一方面，民主的传统和氛围又导致“七嘴八舌”和“莫衷一是”的现象。

疫情期间的一个常态是，政府一个政策刚出笼，各种反对意见即随之而来；某个专家刚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会有其他专家的反对意见面世；联盟党刚就某事作出表态，联合政府的另一伙伴社民党常会提出反对意见，议会的其他反对党更是有各种表述；媒体作为“第四权”似乎是永远的反对派和有理者，眼睛只看“负面的”，这个世界似乎就没有高兴的事儿，手永远指向别人，自省能力几无。

面对德国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各种“乱象”，人们自然会问：究竟谁在领导德国的抗疫？

目前，德国的疫情走向不明。各类数据似乎证明，一段时间以来的紧缩措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非常不稳定。因此，掌握更多信息的专家们反复指出德国正处在“高危”阶段，特别是接下来几周，医院的救治能力将临近或超过极限，后果堪忧。

今年将要告别政坛的默克尔总理对德国目前的抗疫状态非常不满，对“诸侯大员”各行其是的作法渐渐失去耐心。两周前，她公开点名批评北威州州长、联盟党总理热门候选人之一的拉舍特（Armin Laschet），“威胁”将绕过联席会议、通过联邦议会增修《感染保护法》来收拢权力，逼迫各州在抗疫问题上向联邦放权。她提出的理由很简单：我就职时曾宣誓要保护德国的整体利益，所以不能对眼下的危险视而不见或无所作为。

默克尔发出警告后，各州反应不一：有的表示理解和支持（巴伐利亚州长、联盟党另一位总理热门候选人索德尔），有的表示反对（社民党主政的一些州），有的开始转向，向默克尔靠拢（如拉舍特），有的沉默以对，有的则坚持己见（如萨尔州长汉斯）。

本来要在本周一（4月1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已告吹。上周五（4月9日）早上有消息传出：总理默克尔、社民党籍的财长兼副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以及柏林市长缪勒（Michael Müller）和巴伐利亚州长马库斯·索德尔（Markus Söder）这两位“州长联席会议”的召集人开了个“四人会议”，对今后如何操作似乎达成了一致。有迹象表明，默克尔的“曲线收权”方案最终或将占据上风，即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来制定适用于全国的抗疫措施。

这意味着，新一轮的“硬核限制措施” 不久将出台；更重要的是，抗疫的决策程序或将出现重大变化，一年多以来最高决策机构（“州长联席会议”）的权力很有可能将被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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