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国与欧盟

这对“矛盾”在此次抗疫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以采购疫苗为例：

当去年中旬疫苗有望投入市场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卫生部长施帕恩立刻联络法国、意大利、荷兰三国，有意一起“团购”，以期占得先机。可是，当时正赶上德国准备接手下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为了不授人以柄，落下“老大率先抢疫苗”的骂名，默克尔闻讯后立刻叫停施帕恩，要求把购买疫苗的事务交给欧盟委员会去办。据说（《图片报》貌似有证据），默克尔还要施帕恩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写信对率先购买的作法致歉。

一年前的施帕恩与冯德莱恩（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如果欧盟在后来的采购中表现好的话，默克尔这个“欧盟优先”的作法不仅不会受到诟病，还会获得国内和欧盟的一致好评。可是，欧盟的采购策略非常糟糕，直接导致现在“供不应求”的不堪局面。在这样的情况下，默克尔的“顾全大局”演变成了“丧权辱国”，引起了不少国民的不满。

欧盟政治一体化虽然陷入僵局，但各成员国在制定政策时却又无法对这个政治实体的存在视而不见。德国的处境更加微妙：鉴于历史原因，德国的任何特立独行都有可能引发邻国对“历史重演”的警觉，所以，德国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都特别顾忌这点。而这恰恰又成为国内极右民粹势力攻击默克尔政府的有力武器。

联邦与各州

众所周知，德国是联邦制。在此次新冠疫情出现之前，这个“德国模式”经受住了各种危机考验，且相当成功，所以招徕过不少的“羡慕嫉妒恨”。可是，病毒无国界，更无州界。如此规模的病毒流行，令德国现行的政体架构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抗疫需要政府部门作出跨州的迅速反应，可公共卫生与教育、文化、警务等领域一样，主要是州事务，联邦授权有限，干预的可能不大。

为了解决这个宪法“漏洞”，“州长联席会议”这个非正式机制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与联邦政府一起，共同协调并制定抗疫措施。

第一波疫情出现时，大家都有点“懵”，各州不愿也无力单独出头，自行解决，所以愿意拿联邦当“主心骨”，这才形成了“抱团合力”的团结局面；第一波之后，德国的抗疫效果不错，各州的表现虽然参差不齐，但都感觉良好，认为已积攒了足够的经验，自然不会再乐于让联邦单独收获政绩红利。毕竟，各州政府的政治光谱不同，首先要面对的是本州的选民。

就这样，“联席会议”虽然照常定期举行，也形成各种决议，但每次会商的时间越来越长，达成一致越来越艰难，会议经常开至深夜。原因不言而喻：各方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政治权衡（舆论、经济、党争等因素）非常明显。这样“博弈”出来的决议必定是妥协后的结果：看似面面俱到，照顾各方，实质不痛不痒，收效甚微。

就这样，限制措施“down”到现在，病毒照旧在泛滥。民众被限制得精疲力尽，虽然还在勉强配合，但已怨气滔天，渐渐失去耐心。

个人与集体

第一波疫情时，民众在听闻中国的“封城”，随后眼见意大利军车运尸体的场景后，保护意识是起来了，但大家对限制措施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十分清楚，所以，面对政府出台的第一批强限制措施，民众虽然不习惯，但还是遵从和配合的。

第一波之后，人们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担心采购不到东西后的紧张，什么是学校幼儿园关闭后自己数周在家带孩子的滋味，什么是聚会娱乐场所被关闭后无处消遣带来的苦恼和烦躁，公共场合必须配戴口罩意味着什么，出行受限带来什么样的不便，包括度假旅游等个人自由无法尽情享受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个人权利被“过度”剥夺后会造成何种愤怒和不满。

总之，自由的价值只有当它失去后才能体会到。因此，去年夏天恢复“自由”后，政府面对再次严重的疫情又要实行限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西方的自由首先是指私权。个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宪法赋予的。在“集体利益”与“个人自由”出现矛盾时，有素质的人（大部分德国人）会顾念到大家的利益，自觉约束个人行为或遵从政府的规定，但有些人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权利。因此，疫情期间，告政府措施不当的案件不少，法院推翻政府决定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少数与多数

德国是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原则在选举中可以通过选票来体现，可在抗疫中，“少数服从多数”变得难以实现。

以“限制措施”为例：多次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短时间，强限制”这样的抗疫方案，即通过限制更多的个人自由，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将病毒传播压缩到可控范围内，然后再谈开放解禁。

但是，小部分人，主要是“阴谋论”的信众、极端主义者等，不相信也不愿意遵从政府的措施，他们上街抗议游行，提出“保护个人自由”等口号。新闻媒体对这类“吸引眼球”和有“轰动效应”的事件比较关注，给予的报道篇幅颇多，造成“他们才是主流”的假象，

加上德国又没有进行“公投”的政治传统，所以，少数人的诉求被过度强化，而代表默默无闻的大部分人的想法（真正的民意）却被忽视了。

这个现象带来的副作用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或“谁动静闹得大，谁就会受到重视”。疫情期间，那些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售货员和医护人员虽然一度被誉为“真正的英雄”，多方呼吁应该为这群人涨工资，但事后真正落实的情况据说并不让人满意。为何？因为他们太“沉默”。

经济利益与社会公正

防疫措施不仅限制了公民的个人自由，还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企业的运转和店铺的营业。数月来，除了去年夏天几个月里曾部分开放之外，酒店、餐饮业、文化设施、健身房、理发店、零售业等非超市及生活必需品的商家一直无法开张，损失严重。

很多行会认为政府的措施不公平，有的实体赚得钵满盆满，有的入不敷出，还有的血本无归；行业之间的互助精神严重缺失。关键是，这些实体运行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成千上万个员工的饭碗，而这些员工后面又是一个个靠他们工资生活的家庭。

如何做到顾及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社会公正？这是政府的一大难题。

这次德国投入大量纾困资金，但由于人为错误和技术障碍，很多受损的个人和实体很晚或至今都未得到该得的资金援助。倒是一些犯罪个人和团伙趁火打劫、非法骗取政府补助的案例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