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路易·艾黎故居开馆仪式在上海长宁区举行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熊月之】

路易·艾黎（Rewi Alley，1897-1987），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久经考验、意志坚强的老朋友、老战士、老同志。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庆祝路易·艾黎八十寿辰的宴会上，满怀深情地说：“为中国革命事业尽力的国际朋友有千千万万，像艾黎同志那样五十年如一日，在我们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我们创业的时期，在我们胜利以后，始终如一地为中国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受到中国人民理所当然的尊敬”¹。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逝世，邓小平同志亲自为他题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新西兰时，说“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²

路易·艾黎与中国的关联，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对于中国的了解，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从上海开始的；他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人、支持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走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道路，也是从上海开始的。

路易·艾黎（Rewi Alley）

上海是艾黎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路易·艾黎，1897年12月2日出生于新西兰，祖父是早期从爱尔兰到新西兰的移民，父亲是新西兰一所小学校长与教师，母亲是从英国到新西兰的移民，在一个农场主家里当教师，也是当地女权运动的活跃人物。

艾黎是父母七个孩子中的老三，自幼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和性格锻炼。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中学尚未毕业，便参加新西兰远征军赴欧作战，表现勇敢，曾两次负伤。第二次伤势很重，差点死去。战争结束后，荣获威尔士亲王勋章。1919年，艾黎回到新西兰，与友人共同经营牧场，首尾六年，备尝艰辛，但不很成功。1926年底，中国有关大革命的消息传到了新西兰，艾黎决定到中国看一看。1927年4月21日，抵达上海。

艾黎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当过军人，训练有素，道地的西方白人文化背景，这在主要由英美人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是极大的优势，很容易找到工作。他抵达上海的第三天，便经友人介绍，在工部局消防处虹口救火会找到了工作，任消防处小队长。1932年被任命为消防处处长级别的工业科工厂督察长，负责检查租界工厂的防火措施。他在上海首尾11年，直到1938年离开。

艾黎在工部局最主要的工作，是深入公共租界大街小巷的各式工厂，实地了解消防安全等情况，这使他有机会查访开设在拥挤、发臭的陋巷里的工厂和车间，直接了解上海社会百态，特别是各类工人的工作情况。

艾黎厕身其中的上海，1927年人口超过260万，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当集中、极其尖锐的城市。

上海的贫富差距之大，美丑并存，让艾黎感到无比惊讶。他说：要是离开几条主要的马路及其宏伟的建筑，便很快会进入那迷宫般纵横的狭窄、拥挤、臭气熏人的里弄。“除外国人居住区一般生活水平很高外，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有乞丐。我每日吃住所在的地方，有着豪华的俱乐部、时髦的汽车、训练有素的仆役。但是，我整天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却是消磨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街巷里。那里一家人只住小小一间房，街巷两边摆着一排排的马桶”³。

上海工人工作环境之恶劣，特别是缫丝业童工所受的折磨，更让他难以置信，“许多孩子不过八九岁，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他们手指红肿，两眼布满血丝，眼皮下垂。工头手里拿着8号铁丝做的鞭子，在一排排童工背后来回走动。不少童工因遭工头痛打而哭叫。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了，工头就用开水烫他的小胳臂作为惩罚。工房里充满蒸气，在上海的炎热天气里，我在那里稍站几分钟便忍受不住”⁴。工厂环境的污染，安全措施的阙如，罪恶的包身工制度，都让艾黎大为震惊，几乎无法容忍。

以督察工厂安全生产为职志的艾黎，亲历这些恶劣的工作环境与频发的事故，极为痛心。他曾与有关单位磋商、交涉，要求改良工作环境，改善工人待遇，避免或减少事故，但收效甚微。

艾黎还利用假期到中国各地旅行、考察。所到之处，近一些的有上海附近的昆山、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处，远一些的有泰山、华山、五台山、湖北，还有更远的四川、绥远、内蒙古等地。中国的壮丽河山、悠久文化，令艾黎着迷、欣慕；随处可见遍野哀鸿，时常发生的旱涝灾害，令他震撼、同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反动军阀和地主资本家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令艾黎愤怒；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的品格、敢于斗争的精神，则令艾黎钦佩。

尤其让艾黎永生难忘的，是1927年4月21日，他刚刚踏上上海土地所看到的那一幕：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上海及其他一些地方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会工作者遭逮捕、拷打和枪杀，他们的头被装在笼里，挂在沿街的电线杆上”⁵。

通过上海，以及由上海出发、在全国各地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各类矛盾交织，让艾黎心潮澎湃，难以平静。他原本拿的是短期签证，并没有在上海久留的打算，但耳闻目睹这一切后，让艾黎改变了主意。他说：“随着我对中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产生了感情。一年半以后，回新西兰去的一切想法都烟消云散了”⁶。他决心定居下来，试图为改变这些不平等、不人道的状况，做些什么。

在工部局供职期间的路易·艾黎

上海是艾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

艾黎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来自欧美世界的朋友，讨论这些问题。

最早与艾黎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是来自英国的亨利·巴林（Henry Baring，？-1930），当时担任上海《大美晚报》编辑，也是汉璧礼男童公学教师。1929年3月，艾黎在无锡目睹六名青年共产党员，因组织缫丝工人成立工会以争取较好的待遇，被反动当局野蛮枪杀。艾黎很受刺激，去向巴林请教。巴林说：“我看，你最好还是读点书。”于是，向艾黎推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艾黎仔细阅读以后，觉得很有道理，自己以往心中所存的一些疑惑，豁然开朗。他说：“作为一名工厂督察，我看到的不少情况也帮助了我理解这本书。此后，我越来越有兴趣购买关于社会进步的任何书籍，越来越关心中国国内的斗争”⁷。巴林后来又找过艾黎一两次，一起讨论他们阅读过的书，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

从此，艾黎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对于中国问题由冷眼旁观者，变成积极参与者。他说：“我的工作使我越来越相信旧的世界制度（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我告诉巴林，我已得出结论，认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永远尽力帮助把它推翻”⁸。

巴林不但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实际参加上海进步人士所从事的革命斗争。他让艾黎也参与进来，让艾黎陪同那些从事工人运动的中国朋友，做一些实际工作。艾黎说，“我做了他让我做的事以后，他总是说：‘这很好，很有帮助’”⁹。万分遗憾的是，巴林于1930年9月14日被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¹⁰。艾黎帮助巴林从事上海工人运动的事情，也就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