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艾黎通过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结识了宋庆龄，进而结识了德国经济学者汉斯·希伯等人。

在宋庆龄的支持与帮助下，1934年，经寓沪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提议，这些外侨左翼人士，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十几个人，除了希伯、史沫特莱、艾黎之外，还有美国人马海德，医生；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希伯的妻子卢秋迪；奥地利人魏璐诗，哲学博士。希伯担任政治指导，实为教员，艾黎担任负责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他们结合形实，联系实际，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

在艾黎的带领下，小组成员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工人工作与生活状况，这对于他们了解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影响很大。魏璐诗参观了一些破败不堪的小工厂，看到了没有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的生产环境，每天12小时以上繁重劳动、面黄肌瘦、经常挨工头皮鞭的包身工，以及工人在工厂火灾和爆炸事故中丧身的现场。这些残酷现实，令魏璐诗深感震惊与愤慨。她后来回忆说，“这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教育课，使我感到这个社会必须彻底加以推翻。路易·艾黎是我在中国的第一个良师益友”¹¹。

小组成员不少人由此提高了觉悟，竞相走上革命道路。艾黎、马海德、希伯等均属此类。魏璐诗也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不是在讲德语的家乡，而是在远东了解的，这件事虽然出乎寻常，但却令人欣慰。人的一生中是会碰到许多这类不寻常的事情的。”¹²

艾黎住所是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据点

路易·艾黎的住所，即今愚园路1315弄4号，是上海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据点和避难所。

上海路易·艾黎旧居 图自东方网

故居内景

这是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建于1912年，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当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从1932年至1938年，艾黎就住在这里。

1935年到1936年初，中共党员刘鼎就隐蔽在这里，化名查尔斯，住了将近一年。刘鼎经常与艾黎的养子迈克，一道乘坐艾黎的福特牌汽车，为中共地下党传递宣传品之类的东西。不久，当局警方对艾黎那个号码的汽车起了疑心，到处寻找那辆汽车，艾黎立刻将那辆汽车卖掉，让刘鼎乘坐工部局消防处的汽车。艾黎在消防处工作，那里的红色公务车可以避免检查，从而把救亡者送过巡警的检查站或送到公共租界以外。

1935年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陈翰笙，根据宋庆龄的安排在此避难，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住了几个星期。艾黎对陈翰笙做了化妆，顺利地将其送走。

经宋庆龄的安排，在艾黎家住过的还有红军将领许光达、李克农，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

1935年底，艾黎在家中顶楼小间架设秘密电台，以便中共上海党组织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甘普霖也住在这幢房里。他是电气工程师，凭着自己的技术，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就是通过这个电台，上海地下党在第一时间获悉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信息。艾黎等人为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史沫特莱等都参加了。

正是通过这一电台，宋庆龄应毛泽东之请，推荐斯诺成功地访问了延安，为向西方世界讲好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故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正是通过这一电台，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成功地奔赴延安，日后成为红军队伍中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著名医生。还是通过这一电台，刘鼎经宋庆龄推荐，成为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成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促成了周、张二人的见面与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地下电台使用时间长了，总会有些蛛丝马迹会暴露出来。公共租界巡捕房发现有些奇怪的漏电问题，于是挨家挨户询问。艾黎凭自己的特殊身份，巧为周旋，最后化险为夷，电台完好无损。

参与创办《中国呼声》

1936年，按照共产国际的安排，在宋庆龄领导下，上海的国际左翼人士，创办了英文杂志《The Voice of China》，即《中国呼声》。该杂志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创刊号，半月刊，由东方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公司地址位于上海市静安寺路749号；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11月1日，共出37期。杂志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与鲁迅，都是《中国呼声》重要赞助人。美国共产党员格兰尼奇担任出版人与主编，魏璐诗担任英文编辑。中共地下党员朱伯深、曹亮和方纪参与编务和翻译工作，专职翻译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和新闻消息。艾黎、史沫特莱、希伯、魏璐诗、马海德都是重要作者。埃德加·斯诺夫妇曾从北平发来学生运动的消息。陶行知、郭沫若、茅盾、夏衍等人都有文章刊载。

《中国呼声》合订本的扉页 图自共产党员网

由于杂志同宋庆龄、鲁迅等著名人士有广泛而直接的联系，杂志较早向全世界揭露了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喊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正义呼声。1936年第13期和1937年第3期，分别译介刊登抗日救亡歌曲，多由上海左翼文艺工作者创作，如《义勇军进行曲》《一·二八之歌》《九·一八之歌》《打回老家去》《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农民之歌》《人间地狱》等，让音乐成为民众的救国武器，激发人们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热情。

杂志翻译发表过鲁迅的不少作品，其中《写于深夜里（第一节）》，由史沫特莱和茅盾合译成英文，配图用的是珂勒惠支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中的第五幅《反抗》。1936年第8期刊载了芬君（陆治）的“鲁迅访问记”，就学生爱国运动、上海各界救国会统一战线、抗战文学等问题采访了鲁迅。

《中国呼声》很多文章与上海有关。创刊号封面刊发大幅照片，反映上海三八妇女节群众的游行活动，刊中文字对封面图片内容做了简介: “这是一张反映三八妇女节群众游行的照片，有5000多名群众参加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下午4时游行队伍从四川北路开始，穿过公共租界，在中国居民区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通过法租界时，出现小规模冲突，8名示威者受伤。尽管有紧急政令，但是示威群众仍然高呼反对侵略者口号，并把数千张抗日传单散发到围观者手中”¹³。

艾黎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除去1937年初离开中国短期旅行以外，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所用均为笔名。他写的《岳飞——中国的爱国者》、《太平革命》、《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等文章，表达的都是反侵略、反压迫的主题，也表明他对中国地理、历史方面有丰厚的素养，其中许多文章与上海城市有关。其中，《我们爱好和平者必须战斗》一文呼吁：目前的斗争中，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继续斗争下去，直到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力量被彻底粉碎为止。

《中国呼声》前两期各印行二千份，第三期增至五千份。除在中国发行外，还远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加尔各答、纽约、旧金山等地。最多一期销量达到7500份。日本作家鹿地亘还将每一期《中国呼声》内容译为日文，由南满铁路工人沿铁路线秘密散发传阅¹⁴。《中国呼声》在英文世界很有影响，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从中破坏，唆使流氓逮捕报童，没收刊物，盗窃杂志，英国在亚洲各地的殖民当局曾公开压制，但由于上海地位特特殊，杂志在上海出售或分发，依然不成问题。杂志一到报摊，立即被等在那里的学生成捆地买了带回学校去，每一期都销售一空。自1937年3月起，增印中文版，在英文稿后增加三分之一的中文稿，刊载一些重要文章。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租界不久沦为孤岛。11月15日，日本宪兵冲入杂志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杂志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