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地下党智兑钞票

在上海，艾黎曾应中共地下党之请，帮助兑换钞票。

1936年9月，艾黎忽然接到刘鼎发来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即去西安一趟，接受一项特别任务。其时，刘鼎已在西安，担任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艾黎与宋庆龄磋商后便同好友——雷士德工学院的一位年轻的英国教师，和一位中国中学的学生董中祥，以旅游为名前往西安。

到了西安，艾黎才知道，原来是红军春季东征时，缴获一批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地方钞票。这些钞票，只能在山西流通，而不能在其他地方使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红军急需把这批钞票带到太原，兑换成中央发行的钞票，然后运到上海，电汇回来给西安的刘鼎。事情紧急，必须立即办好。

次日，刘鼎带来一只大帆布袋，里面装的都是山西银行钞票，票面金额大都为一元，亦有十元的。夜晚，艾黎将钞票分为三大包，每包约值三千元。艾黎由西安辗转来到太原，乘人力车串跑三家钱庄，成功地将山西地方钞票兑换为中央银行发行的可以流通全国的法币。随后，艾黎将钞票带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将款数凑满一万元整数，再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章乃器电汇给刘鼎。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安事变之前，用这笔钱“派了很好的用场”¹⁵。

路易·艾黎与宋庆龄

宋庆龄的好帮手

艾黎对宋庆龄极为敬重，1933年首次拜访宋庆龄，是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两人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从此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艾黎是宋庆龄最熟悉、最忠诚的挚友之一。他既能分享宋庆龄的欢乐，又能为她排忧解难。

艾黎甘冒风险，不辞万难，配合宋庆龄完成了许多重要而艰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宋庆龄亲自出马，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了公共租界所有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了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¹⁶。这只箱子送到了艾黎的套房，安全地存放起来，后来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妥善地送给了红军。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的母亲、远在新西兰的克拉拉女士，同样热爱中国。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她应艾黎之求，不顾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

艾黎的住宅，以及他与宋庆龄的联系，都不是绝对的安全。因此，宋庆龄要求艾黎把她发给艾黎的所有信件，阅后都立即销毁。艾黎说：“我写信时总称呼她‘姑母’，她在信中称我‘比尔’。”¹⁷解放以后，宋庆龄见了艾黎，还会戏称艾黎为“My nephew”。

上海租界沦为“孤岛”以后，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撤离上海避居香港。宋庆龄离沪前几日，打电话让艾黎帮忙预订一辆出租汽车。12月23日，艾黎按照约定准时来到莫利爱路寓所，安全地将宋庆龄送到船上。多年以后，他还清晰地记得码头送别的那一幕：

我永远不会忘记国民党撤退后她离开上海的那个灰暗的冬天的早晨。轮渡载客由南京路码头驶往在江中心抛锚的大海船。码头上到处是巡捕、侵略军的宪兵、包探等等。她打电话要我坐一辆出租汽车到她家里去。我到达时，她正同两位已同意看管她的房子的外籍妇女喝咖啡话别。壁炉里炉火正旺，屋子里很舒适，外面却又冷又阴郁。她同她们谈笑风生，然后挥手告别，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李妈——她的忠实的同伴和管家坐在前面，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袱。她挎着我的胳臂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没有人查问我们。海船泊在江心，朝着下游，联络船不久便驶开，大船启程了。¹⁸

日本侵华的“八一三”战争爆发后，上海遭到严重破坏。艾黎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诸多暴行，深为失业工人中日常发生的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感到担心。那时，中国70%的现代工业陷入瘫痪。

艾黎考虑如何为抗战力量服务，把劳力资源组织起来建立抗战的工业。他与在上海的斯诺夫妇议论了一个“在非敌占区发起一个建立一连串的小工业合作社的想法”，给人们一个机会自救和救亡。于是，酝酿筹办“工合”组织。

1937年，路易·艾黎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在上海共同发起工合运动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对艾黎等人的计划高度赞赏，积极支持。1938年5月，艾黎正式辞去待遇丰厚的上海工部局工业督察长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工合”运动中。

为了使工合运动在全中国广泛地开展起来，从1938年至1942年，艾黎奔走了大半个中国。经过艾黎和同仁们的努力，全国各地工合组织发展到1500个，产品供应军需民用，援助了2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20世纪40年代，在甘肃省山丹县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培养了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

路易·艾黎在山丹培黎学校给学生上晨课

1949年后，艾黎居住北京，主要从事写作，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新中国。1987年在北京病逝。艾黎终身未婚，他曾先后领养了六名中国孤儿，其中，长子和次子都是在上海的这11年里领养的，经艾黎教育培养，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50年代至60年代中，路易·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

尾声

艾黎享年90岁，其中首尾6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上海是艾黎最早进入中国的地方，是他改变人生轨迹的地方，是他改变政治信仰的地方，也是赋予他生命特别光彩的地方。离开上海以后，艾黎对于上海，一直保有深深眷念之情，他在回忆录中多处记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受。

1979年，83岁的艾黎重回虹口消防站，看到新式消防车和救火会时期的铜章，不禁深情地回忆起往日在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1981年3月，他回上海，参加耿丽淑的生日庆祝活动。同年6月，又回上海参加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葬礼。

上海人民也一直铭记艾黎为中国人民所做出的的杰出贡献，铭记艾黎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贡献。198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艾黎在愚园路寓所举行了勒石纪念仪式。1992年，愚园路1315弄（瑞兴坊）4号，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列为市级纪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