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小婷，整理/观察者网 沈玉萌】

观察者网：党的历史上有三个决议，前两个决议分别是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两个决议，分别要解决的历史问题是什么？对于党的发展和建设有哪些重要意义？

谢茂松：邓小平曾说到历史问题决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要深刻、通透地理解前两个决议，最好还是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于第一个决议草案的说明、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对第二决议的起草意见来入手。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的讲话，即《<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强调批判错误路线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来源：共产党员网

我们的党早期由于政治不成熟而导致犯了一些错误，决议所着眼的是全党的政治成熟这一关乎长远的大局。毛泽东深刻地揭示党之为党，乃是“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政见不同通过争论而达到政见相同，从而形成政治的团结。

正是因为党是政治团体，强调党的团结，所以党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凡是政治上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团结——批评——团结，团结是出发点，通过对错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后达到政治上的空前团结，团结是根本目的。

讨论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六届七中全会与紧接着召开的七大，二者合在一起产生重大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提到，决议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七大的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说：“大会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如此我们也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开章明义强调决议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面负责的”，这样做的效果，正如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所说，“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大会的眼睛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七大之后，党在迎来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国民党挑起内战，党通过发动全民的人民战争，用短短三年多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回顾解放战争能够提前取得胜利，离不开六届七中全会与七大对于凝聚全党的重大作用。

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是全党上下“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保证。《论语》记载“子曰：人能弘道，非道能弘人”，在全党确立人民领袖的个人领导地位与确立作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道”的指导地位，二者缺一不可。具体的“人”，是抽象的“道”对于大众的最为直观、日常、亲切的体现，也是人能弘道的最集中体现，“道”与“人”合一而不可分；同时，作为具有原理性、普遍性的“道”、“道统”，也就是现代政党的指导思想，则具有超越个人的持久影响力，经过历史不断检验的思想能超越及身而止的个人而对全党具有更长持久的影响力，后继者也会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将其加以不断发展。

1981年，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指出，“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正确与错误的正反对照着讲是其中的关键，非如此则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所在。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第二个决议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拨乱反正，纠正文革的错误，但在纠正文革错误的同时，如何恰如其分地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从而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成为其中的争议点与难点。

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针对“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正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显示了一位政治家的大局观与远见卓识，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

所以，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邓小平以其政治家的政治意识与历史意识，强调“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

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中”，进而一再强调“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政治判断，显示了一位伟大政治家的大局观与政治成熟。试想如果当时不这样做，我们今天就会陷入到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中。

第二个决议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经过了很多稿。针对过去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邓小平对此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家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的回答显示了政治家对于政治时机的敏感与政治决断，而这也体现在决议提交讨论、发表的时间上。决议提交讨论的时间，定在十一届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60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决议发表的时间选择在了党的六十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

第二个决议全文最后一段说到：“1945年党的六届六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十一届六中全会相信，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

至此，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基本结束，党带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中国加快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步伐。此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同样起到了像第一个决议通过总结过去、总结经验，从而引导大家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