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代的大陆学者，不仅从他们的民国前辈那里承继了以语言学为主，近乎成形的分类方法学，也承继了 1930 年代民族主义大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动机和学术－政治传统。尽管共产党当局在多数场合并不干预民族学家的工作与结论，但民族学家本身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政治化的方式工作着。因此，尽管清朝分类模型——戴维斯模型——丁文江、凌纯声、马长寿等各自的模型——1950 年代“民族识别”之间有着相当比例的重迭，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却被视为政治工程，原因不在于它凭空”创造”民族，而在于它的政治目标超越了清朝和民国学界的极限。中国共产党新政权的少数民族政策看起来比斯大林版本更具有理想性。它一开始就在技术上将斯大林“民族四要素”的教条搁置在一旁，而采“名从主人”，依“民族自身意愿”申报制。

中国共产党此时的民族政策目标，并不包括控制或减少“民族”的数量，相反，它希望藉由分类化，来凸显上述理想性。当此举在技术上行将导致行政与立法的瘫痪之后，才由人类学和语言学专家组成工作组，操控人群分类的过程。此一过程，如同“民族区域自治”等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的外表，都是从尊重基层民众意愿出发的，但在现实中却贯穿着菁英主义的精神。除此之外，此一过程还进一步将 1930 ─ 40 年代的民族学，尤其是其中的历史考证面向突显出来，等于进一步舍弃了斯大林的理论。从民族识别的结果看，与其说它挪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不如说它承继的是苏联的族群政治思维和族群政治的经验。分类的过程和结果显示，在学术之外，官方更重视的是国家的介入能力。民族识别无疑具有若干正面价值，它的结果也产生了若干正面效应。

首先，民族识别计划设定的前提是，科学理论和理论指导下的研究可以精确判定国家的构成状况。但揭开蒙在这些人群头上的西方式科学理论面纱之后，统治者得以确切判定哪些人生活在他的统治范围内。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前现代帝国时期（对于统治者而言）祖先不详、野蛮或未开化的人群，或者是那些有同源兄弟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跨境人群。

其次，与前现代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清末民初的“五族”划分相较，民族识别工程使得所有少数族群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民族识别赋予居住在业经固定的现代中国边界之内，但拥有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特色、不同历史传统的人群以新的“国民”身分，同时也确立了国家的多元、多族群体制。住在东西伯利亚森林的鄂温克猎人、甘肃黄河岸边的东乡穆斯林与横断山地的傈僳人，与住在平原的汉人一样，都有宣称自己是中国人的权力。

第三，与此相关，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斯大林的经典民族定义和苏联民族识别政策的原型，不再区分所谓“民族”（narod）与部族（narodnost）这两个“处于不同阶段”的群体。这样一来，各“民族”都应被视为中国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政治权利在理论上是平等的。然而，对特定科学理论的政治性接纳，又导致了新问题的产生。最严重的例子莫过于这一体系不能阻止某些族群，如藏人和维吾尔人，拒绝接受其作为居住国合法公民的国家所颁授的国族身分。问题还存在其他面向：例如，如何界定大量居住在东南亚、北美等地的华人（或越南人、缅甸人）的身分？他们可能是马来西亚或美国的公民，但确保有某种“中国人”的身分。是“中国人”，又不是中国人，类似的问题恐怕难以用科学的精确加以解答，人群分类的工作因而永远处在变动的过程中。

究其源头，或可归因于近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 nation-state 的被动实践者，在建构现代国家，处理国内族群关系由传统转向现代的问题时，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援引具影响力的群体划分方法，为使这样的方法适应具体时空的需求，又要采用相应手段，必然会具呈现历史的局限。长期而言，此一人群分类系统，对于中国共产党更具有深层的结构性意义：透过学术与政治考虑混合在一起的民族识别过程，尤其是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身分的确认，以及继之而来的“自下而上”建置“民族自治区域”的行政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少数群体与国家的关系。少数民族得以从政治、文化、经济的角度争取自身的福祉；国家则可以藉由新形成的政治关系，尤其是不必进行分类的党的体系，贯彻对地处各个角落的少数民族的控制。

另一方面，透过让那些居住在极偏远地区，又极度缺乏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在汉人人口居多数的区域成为自治主体，也同时达成了压制了汉人当中悠久而棘手的地方主义传统之目标。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既赢得了热衷鼓励族群自我认同，热衷保障少数与弱势权利的令名；又以公平仲裁者的身分，堂而皇之地达成了中央集权的目标。

分类化的结果，反而有助于加强“中华民族”国族论述──亦即“现代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是由 56 个民族（ethnic group）平等组成的统一国家民族（nation）”。经过政治化的民族识别，“民族”成为官方赋予公民的诸项身分之一，即使是向官方要求得到独特“民族”身分的近 400 群体，当他们被分别归并到 56 个“民族”中后，多数人还是接受了这一分类结果下被“分配”到的新身分。

人群分类无疑是中国共产党达成控制非汉人社会目标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在代表汉人控制少数民族，因为它也以同样的目标和手段改造汉人社会。况且，中国共产党在非汉人地区从事社会革命，目标不仅仅在于主宰少数民族，还在于贯彻革命的共同理想，不论这一过程是对汉人地主或是非汉人贵族造成痛苦。

不过，“民族识别”和由此发展出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否消除了族群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否化解了汉人与非汉人之间以及各非汉族群之间的冲突，则依旧大有疑义。中国共产党从清朝和中华民国继承了包括人群分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型元素在内的大量遗产，但是，包括非汉人社会在内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则必须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一些元素。在“民族识别”进程开始之前即已展开的基层社会改造，其影响前者的程度是难以低估的。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