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 1930 年代末期由法国人类学家最早采用的“族群”（groupe ethnique, ethnic group）取代包括“部落”等在内较早的概念。此后，学界对传统西方人类学的质疑不断增加。毫无疑问，现代族群的差异是根植于其前现代的文化差异之上的。但前现代文化多元的脉络，则遭到现代“族群”脉络，或曰民族分类脉络的覆盖。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民族分类是现代国家运用国家政治力才能够操控的技术。

3. 东亚传统秩序崩解前后：清末、民国的分类与政治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亚洲政治地图经历了重绘的过程。清朝的藩属国脱离北京的政治影响范围，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清朝本部也在不平等条约下丧失了陆上与海上边缘的土地。中国的边界被固定下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内部开始面临另一个转型问题：国家需要将居住在这些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ies）。

在列强的亚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对当地深植于历史文化沃土的丰富族群现象迷惑不已。为了统治需求，有必要制造一个人口统计体系。19 世纪末，装备新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的欧洲学者，开始针对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中国、泰国等国的边缘地区展开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别，转变成为“华洋”之异，促使王朝在回、藏、蒙疆和满洲本部推动行省化，引进汉人地区的政治制度，改军府制和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国内族群问题与主权、领土完整等近代国家生存的要件连结在一起，使得清末立宪派认定中国历史系由多民族共同参与书写，并据此对外建构“中华民族”，对内主张“五族共和”。清末对“五族”的界定，是结合满洲朝廷政治传统与现实政治情境的产物。

1911 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菁英无意放弃清朝的任何一处领土遗产，因而必须创造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terminology）。既然中华民国由平等的国民组成，部分国民就不应再被视为蛮夷，“民族平等”的概念于焉诞生。当中华民国试图实行民主政治之际，统计选民的数量、安排各利益团体、地区与族群的政治代表比例，无不需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分类体系。不过，这一需求，直到 1920 年代末期才最终得到正视。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宣示其对于“中华民族”的新版定义，即：“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面对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解释成”国族”，主张汉、满、蒙、回、藏是同源的“宗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

然而，不论“五族”的性质如何，“五族”的分类在中国并未沿用太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群分类方法的变化，经由受到西方理论影响的日本，再影响到中国，中文“民族”一词，即借自日文汉字。从 1920 年代开始，这个概念在苏联的民族理论影响下，获得了新的含意；在现实中，族群政治情势的变迁，加速了人群分类方法的转型。

中华民国从清朝继承的遗产，附带着转型未竟的债务，直接影响到 1912 年之后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清朝迟至 20 世纪初才在外蒙古和西藏推动行省化，因行事匆忙而功亏一篑，遂使两地的政治传统免于中断，进而造成两地在 1912 年以后长期处于事实独立状态；到 19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变迁，再度牵动内、外蒙古、满洲、西藏乃至新疆的情势。尽管原因与背景各异，汉人以外的“四族”，还是全部卷入以自决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不过，近代中国境内非汉人族群争取权益的运动，并非皆以民族自决为最高诉求，这一现象，为族群分类方法的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国家“五族共和”口号下，取得与汉人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应政治权利的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于主观上及客观上皆具有脱离中国国家体制的潜在危险，但那些于 17 世纪中期以前便以某种方式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的非汉人群体，在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风潮中，并没有寻求脱离中国，反而尽力寻求在中国国家体制内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主要分布于帝国东南与西南丘陵地带的山地农耕群体，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攀附”华夏的延续性历史过程，混杂了“华夏”的历史记忆，到了近代，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中国人”的国族身分。当 19 世纪末的“中华民族”与“五族共和”论述初现时，这些群体从中体认到其寄存于新的民主宪政体制之中的族群身分与政治、经济权益的关连，遂致力于追求与“五族”平行、平等的地位和分享国族整体资源的权力。

“五族”以外少数族群菁英的努力，还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质疑，中国是否等于“汉人的国家”？或必将透过同化的过程，最终成为“汉人的国家”？这样的质疑，实质上有助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为其继承古代王朝遗产的合法性辩护。只不过，直到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才彻悟到这一质疑的个中三昧，顺势将少数族群菁英的诉求纳入国族整合计划中。

在“五族”以外的群体寻求族群身分确认之际，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现实又进一步彰显了这一议题。从 1920 年代中期到 1940 年代末期，中国处在长期的内战和对日本的战争中，清末以来国土分崩的危机在非汉人集中的边疆地区再度加剧；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也都有意争取少数族群的支持；而日本的入侵又迫使中国政府将政治中枢乃至教育、学术机构移往靠近西部边疆的区域。这一切都促使政府与民间增加对非汉人人群的关注。官方面临对边疆地区所知极其有限的状况，有意与学术界合作，制订针对非汉人社会详情的调查目标。官方与学术界的共识是，这样的调查是朝着将各“族”整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方向推进中华民国整体国族建构目标的必要步骤。

上述调查工作产出的田野报告，使得多数民族学家取得更改“五族”的划分方式，将中华民族定义为由各个成员构成的完整实体的共识，为现实中的抗战动员以及于 1980 年代最终形成的中共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奠定了基础。主流民族学界的新分类方案，是一方面追溯中华民族各成员在历史上（各自的与共同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以语言学调查为核心，将“中华民族”分为 10 个“族系”之下的 76 个”族支”以及 10 个“族系”之外的“塔吉克族”（印欧语系）和“乌梁海族”（语族未定）等共 78 个“族支”。1930-1940 年代的语言学／民族学调查，无疑揭示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中国族群文化的一些深层内容，其中多数被挪用到 1950-196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之中。

民族学研究的较新结论，与盛世才同期在新疆进行苏联式民族识别的结果，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论述和民族论述。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宣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同时“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所以也“是一个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