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共同地域”与“共同经济生活”？以“中国民族的实际”为准

在引证斯大林经典定义指引民族识别工作时，最大的挑战尚不在语言，而是“民族四要素”中最能够标志“资本主义”的一项，即“共同经济生活”。斯大林所谓“共同经济生活”，其实指涉 nation-state 内部的 national、nationwide 市场，对于整体而言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状态下的中国而言，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不存在民族国家的共同经济生活。

况且在现实中，由于中国境内的族群分布状况呈现大范围分散、小范围聚居，又与汉人交错居住的状态，事实上不易形成本群体内部的共同经济生活。比较普遍的型态是以相邻的汉人都会或市场作为自己的经济中心和市场；同时，分布在边疆的相同族群内部分别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情形，相当普遍；相同文化血缘群体内存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也并不鲜见。

重视历史渊源的中国民族学者还特别强调，有些少数族群中的相当一部分成员由于历史的缘故，迁徙到其他地区定居，他们与族群主体在地域上并不相连，但仍保持着一定的社会联系与明显的共同文化特质。如 18 世纪中期，从黑龙江流域迁往新疆伊犁、塔城的锡伯人、索伦人（此处指涉后来被识别为“达斡尔族”的群体），仍保持原居地的语言和习俗。再如苗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形成分散的、大小不一的聚居地域；不仅在湘、黔、滇、桂、粤等省区，甚至跨境居住在泰、寮、越南等国，他们虽然丧失了相连的共同地域，但在文化与语言上确有高度的共同性。

与此类似的还有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青海、新疆和云南等地的蒙古人，以及分布在桂、滇、湘、粤等地的傜人。

在这几个例证中，“历史渊源”是与识别结果相关度最高的因素，“共同经济生活”与“共同地域”的标准被彻底舍弃。显然，若强调“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两项标准，一方面无法将分布零散且拥有相对较大人口规模的汉语穆斯林与曾建立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满洲人认定为“民族”（而这两个“民族”的存在，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述的有力背书）；另一方面，却可能强化那些曾经拥有自己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具有“领土”和人口边界的群体，去追求拥有“民族自决权”等特殊政治利益的倾向。

即便在依据“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两方面进行识别的案例中，棘手的情形也普遍存在，关键的裁决，往往也要依靠回溯“历史渊源”。

3. 在“历史渊源”与现实政治需要之间

林耀华事后强调，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是在斯大林的四项特征基础之上，又加上“历史”这一“非常重要的维度”。事实上，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时已宣称，中国各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都已有长久的历史”。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制订民族识别工作指导原则之际，无意将中文“民族”的概念与“近代”、“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等连接起来；而是确信中国境内每一个人群都有可供追溯的历史渊源。在诸多例证中，“历史渊源”往往是先于其他因素的主要证据。广西、贵州、云南许多非汉人群体的识别，以及前述畲族、土家族、达斡尔族等即属于此一类型。还有祁连山北麓有两群居住地相邻，但分别使用属于不同语族，无法相互沟通的两种语言（尧呼尔语和恩格尔语）的人，基于曾经同属“甘州回鹘”（“黄头回鹘”、“撒里维吾尔”）的“共同历史渊源”而被识别为”裕固族”。

不过，当历史渊源的因素遇到现实政治的需要时，还是要做出最终的让步。理论上，民族识别是一项国家政治工程，但为配合另外两项国家政治工程，即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时程，其实务工作不得不委由各省，乃至各专区、各县分别具体执行；而中央也必须在同一时段派遣不同的”调查组”分别从事不同行政区域内的民族识别工作。

通常的情形是，在一省之内组成若干调查组，分赴不同专区；而云南省则以县为单位分派调查组的工作。这种配合政治需求的工作方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固然符合权责、效率原则，但在现实中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境内族群分布的实际情形相冲突。

被行政区域界线分隔在两侧的相同或不同群体，不得不承担不同行政区内不同行政决策人工制造的结果。例如，分布于川、滇两省边境木里、宁蒗一带，自称“拍米”的群体，在四川境内被识别为“藏族”，而在云南境内者则被识别为“普米族”；同样分布于川、滇两省边境盐源、宁蒗一带，自称“纳”、“纳日”的“摩梭人”群体，在四川境内被识别为“蒙古族”；在云南境内者则被识别为“纳西族”。

被识别为“僮族”的族群内部，包括自认为布僮、布土、布侬、布傣、布依等 20 多种“支系”；而贵州的“布依族”与“僮族”内的”布依”支系在文化上较其他僮族支系更为接近，两者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唯一的理由是二者分属不同省分。在这个例子中，云南的“布朗”、“沙”、“农”就归并于广西的“僮”；贵州的“布依”、“沙”、“布侬”、僮（侬）则全部归并为“布依”。得知云南有意比照广西的分类结果时，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先后行文云南、广西两省的民族事务委员会，表示希望云南方面改变决定，采用贵州的版本；也希望广西能够将“僮”重新识别为“布依”。

最极端的例子还包括，云南富源、罗平、师宗三县都有自称“布依”的族群，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分别被认定为“水族”、“僮族”和“布依族”。除分类标准的模糊游移外，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三个县分处在滇、桂、黔三省的交界处，这个区域的分类结果分别受到三个省不同决策的影响。

显然，在政治需要或官僚体制运作面前，作为政治手段的行政区划可能被置于较人群分类更优先的位置。类似的例子，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也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