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识别过程中的政治运作

1953-1954 年的民族识别，大致配合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的进展同步展开。其中，林耀华所主持的云南省民族识别工作，是民族识别与“民主改革”结合的重点。

云南省“民主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废除“彝族”的“奴隶制”和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的“封建领主制”，赎买上层阶级财产，消灭该阶级；并促使“从原始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民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民族识别调查组的具体职责是于“民主改革”启动前，向当局提供全面的社会学和民族学调查报告。1950 年代到 1960 年代初期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大陆“少数民族”中约有 70 万人处在“原始公社”或其后期阶段；约 100 万人处于“奴隶制”阶段；约 400万人处于“早期封建社会”或曰“封建农奴制”阶段。有 30 余个“少数民族”，约 3,000 多万人处于“封建地主经济”，及“初步接触资本主义因素”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林耀华等人主持下，与“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同步进行的民族识别调查所采用的田野方法，并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惯用的“PRA 方法”（参与性评估），而是源自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座谈会”方法。在调查过程中，林耀华特别强调“民族”身分的“群众性”，现实中的调查工作却呈现菁英化的趋势。座谈会的参与者多数是地方菁英，包括少数族群干部、宗教领袖、部落首领、村庄耆宿等。

出现访问对象菁英化的原因，除了少数族群上层的汉语程度通常超过普通民众外，更重要的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少数族群聚居地区的过程中，这类人士已经获得与共产党合作的经验。与在汉人地区的“自下而上”的动员方式相较，1950 年代前期中共对于少数族群的动员仍然必须经过“上层”，因为后者在当地民众中长期享有威望，只有经由他们才能够“自上而下”地影响基层民众；“座谈会”的名单因而也是以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为标准制作出来的。简而言之，在“少数民族社会调查”和“民族识别调查”中，“民族上层人士”和干部的见解，要比“民族群众”的认知来得重要，因为上层的态度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利益。

在衡量和确认“民族意识”和“民族意愿”时，民族识别调查组将“上层人士”的文化和认同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四川凉山及雅安地区的“尔苏人”中，仅有为数甚少的宗教贵族“苏武尔”在宗教活动中使用藏文，其他成员不仅不能运用藏文，连藏语口语都听不懂。而调查者则将“苏武尔”收藏的藏文佛经视为该群体应被识别为“藏族”的关键证据。

尽管少数族群上层菁英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族识别的最终结果，还是要由民族识别调查组决定。前述借鉴“群众工作”方法的座谈会的主题，都是由召集者（民族识别调查组）设计，座谈当中，召集者还要不时提示和引导与会者的答案。除座谈会外，调查组也针对族群文化特征设计包含家族血缘、语言字汇、交往婚配等问题的问卷，从问卷设计来看，主持者有意避开群体本身的内部共识或共同意识，将过程导向语言学或民族学分类的方向，尽管这样的共识和意识或许并不能被视作“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

在分类工作开展之前，调查组还要先做“民族工作”，内容是邀请不同部落／社群的上层人士一起来开“协调会议”，沟通、折冲、”劝说”。例如以语言相通为由，“劝说”云南文山县的“土佬”归并于“僮”；与云南富宁县的“黑夷”、“侬”、“天保”、“龙安”等社群的耆老、干部协议，向族人倡导互相间“共祖同源”的历史，唤起大家珍惜在毛主席领导下，失散兄弟重逢的机会。再如云南哀牢山的“咪哩”人原本认定，自己是不同于（已被“调查组”归为“彝族”的”支系”的）“蒙化”等群体的特殊群体，而“调查组”则尽力劝说“咪哩”人相信，他们不像自己申报的那样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是“彝族”的一支。

分赴各地的调查组还遭遇到另一种普遍的情形，在东南和西南的平原与丘陵之间，普遍存在传统帝国的“王化”遗绪，这里非汉人社群的家谱往往追溯中原汉人血统，他们在语言和生活文化上也已高度汉化。面对这种情形，中国共产党则有意向其灌输现代中国版本的民族学知识。参与识别工作的民族学家施联朱即承认，为了达成理想的分类设想，专家们往往需要跳脱调查者的身分，直接向受访者灌输历史、民族学和语言学知识。调查组的多重角色有时甚至令参与其中的成员不知所措。

这些例证显示，调查组和访问主持人脱离了中立中介者的角色，藉由引导、操纵，塑造受访者的分类意识，来适应设计完成的分类方案。正因为学术界无意／或无法在分类工作中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即便分类的标准、具体过程和最后结论都有客观指针以及语言学或其他学科的依据，分类的结果还是难免混淆学术和政治之间的界线。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对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也做出一定的反省，但学界的质疑，主要仍集中于技术细节，近年来，才有一些参与者出面承认民族识别过程中，国家权力的影响力。

也因为学术界无意／或无法在分类工作中严格区分学术与政治，而分类工作在现实中对于共产党政治深入少数族群又有正面帮助，党和人民共和国自然有意维护分类的结果，并进一步将这样的结果制度化。

▍民族识别与政治”实际”的”灵活”结合

官方为民族识别工作厘定的作业方式是：“结合中国民族的实际，灵活运用现代民族四个特征”，显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未曾打算遵循某种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即使这样的标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和“灵活”这两个颇具中国式哲理的概念，预示党－国家的民族事务主管机构和学者将无可避免地对斯大林民族要素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以下个别和综合的例子，有助于管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实际”与“灵活”的情形，包括其中自相矛盾与多重标准的状况。这些矛盾的浮现，不免让人质疑“民族识别比‘五族’的粗陋划分更科学”的论点。但正是这些难圆其说的部分，展示出民族识别工作背后的终极目的。这显示，中国与苏联在人群分类议题上种种理论和技术的差异，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政治目标间存在根本差异；事实上，在政治集权、国族整合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与斯大林的方向一致。

1. “共同语言”？”归并”与分割

1953 年人口普查问卷中由受访对象自行填报的“民族”种类超过 400 个，这一结果可能影响官僚系统和立法机构的运作。经民族学家介入评估后推断，在云南的 260 多个“名称”中，多数是某一“民族的支系”的自称，因此，民族识别工作的优先任务，应该是对这些“支系”加以“归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