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识别的政治动机

1920 年代，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在族群政治思维上所遵行的是苏维埃式的人群分类化和民族共和国邦联模式。共产主义理想中本来即包含各族群平等的观念，在现实中，处在革命阶段的党比执政者更需要动员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群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开始统治广袤的中国大陆之际，在理想层面，有必要推动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并不平等的各族群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中国的非汉人群体分布在比汉人集中的农业区域更广大的地理空间上，那里蕴藏着更多的矿产和水利资源。中国共产党有意实现其族群政治的理想和现实目标，第一步即需要确认境内各非汉人族群的身分。

在族群身分确认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差异，在于界定少数族群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国民党将“边疆民族”视为“中华民族”这个主干的分支；共产党则承认“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是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族群分类的过程中，共产党既抨击蒋介石的“中华民族宗族论”，也舍弃了民国初年官方认定的“五族”分类，选择盛世才也曾经借用过的苏联式“民族识别”模式，依照“民族识别”的结果，重新分配统治范围内的政治资源。

依照马戎的描述，中国共产党进行民族识别的原始动机有二。其一，中央政府对生活在偏远、边疆地区的族群缺乏系统和深入的了解，经由民族识别，可以充分了解这些地区的社会型态，为将他们整合到现代中国主流社会体制中设计有效的管道。其二，建政后，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体制逐步实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设想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民族政策，若不能对各族群进行详细的识别和确认，便无法明确每个人的具体民族身分，以致无法贯彻官方民族平等、优惠少数民族的各项政策。事实上，除了这两点以外，跨境民族的识别更攸关境内居民对新的民族国家的效忠。

还有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面向，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需求与苏联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族群政治环境，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际有极大差异，这使得它在仿效苏联式的”民族识别”模式的过程中，体认到中国与俄国在历史传统、政治思维与现状上的差别，因而在民族识别的设计和执行上都与苏联模式产生了歧异。

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族群往往生存在王朝统治的空隙和边缘，名义上臣服于朝廷的非汉人“土司”在这样的空间中扮演着朝廷代理人和地方统治者的双重角色；朝廷以承认土司对地方事务的种种权力，承认地方传统和文化的特殊性，换取土司对朝廷的效忠。20 世纪中期中国各族群自我意识的成熟程度仍然不如 20 世纪初期的沙俄帝国，不仅未能出现斯大林定义下的具有“共同经济生活”的“现代民族”，连各群体内部的语言都缺乏“共同”性，这样的状况为中国共产党的族群政治提供了比较大的操作空间。

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识别的政治目标之一，是藉由承认及保障少数群体对自身事务（至少是名义上的）的参与权乃至决定权，承认及保障渠等在中国境内的相关政治、经济、文化权利，换取少数族群对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者和保护者地位的确认。从这一点出发，民族识别进一步的政治目标，是藉由彰显众多没有民族主义诉求的少数族群的忠诚，来混淆和抵销个别抱持民族主义目标的少数族群的离心倾向。对这一潜在动机的体认，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对于中文“民族”一词的多重内涵与“民族平等原则”的执拗坚持。

1953 年 7 月，中共中央“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讨论建政后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即针对是否参照苏联式族群分类体系的问题裁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毛拍板定案，解除了斯大林教条可能妨碍中共藉由民族识别达成其政治目标的羁绊。

会后定调，“在民族识别工作中，反对生搬硬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坚持运用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分析方法，力求体现马克思主义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科学结合”；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不论人口规模，居住地域、”社会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一律称为”民族”。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这样做是基于政治的考虑：“从政治上看，中国将上述人们共同体统统称为‘民族’，对于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增强各民族间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统一，团结各民族共同进行革命和建设，都是十分有利的”。

从技术面来看，1950 年代初官方急切推动民族识别的最直接动力，来自预计于 1954 年召开的全国和各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人民代表大会有着为新政权合法性背书的象征意义，人民代表的选举，需要确切的人口统计。然而，1953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其中就少数民族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与执行细则做出优先保障性规定之际，究竟有多少“民族”，每个“民族”的成员几何，都缺少确切数字。

1953 年 6 月间，国家统计局配合人民代表选举，举办大规模的人口普查。普查问卷中，在年龄、性别、与户主关系之外，额外增加了“民族”一项。与此同时，官方也要求学者针对境内的非汉人族群展开“系统的、科学的”分类工作──民族识别。

在“依本民族意愿填报民族成分”时，非汉人对于“民族”含义的理解与主要由汉人学者组成的调查者有相当大的歧异。结果，各地，尤其是西南的湘、桂、滇、黔、川、康等省分，依照回收问卷所呈报的“民族”数量，远超过当局对当地族群多样性情形的预估。1953 年，自行申报的“民族”数量超过 400 个，其中约 260 个集中在云南。可以预期，这不仅会引发政府官僚系统的行政混乱，更会造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代表爆满的情形。

自行申报“民族成分”，险些引发政治恐慌。共产党当局意识到，如果要将“民族”身分视作中国公民定义的重要一项，就不能将人群分类的主动权交给民众的自由意志。党－国家有必要干涉并规范其人民对自己的想象和定义。经过 1953-1954 年的民族识别，自行申报的 400 多个“民族”中，仅有 38 个被国家确认。确认的标准无疑与学术有关，但这个学术本身有两个背景：一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民族学；二是抗战前夕形成的边政学。

依据曾经主导和参与民族识别工作的官员和学者的描述，1950 年代的民族识别过程有四项特色。第一，未将体质差异当作识别的标准；第二，未将行政区划、管辖范围等政治层面的内容作为考虑的重点；第三，在搜集用以判定民族差异的资料时，主要采用了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文化层面的内容；第四，重视群体内民众的主观愿望。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识别工作实践中，大致上仅将斯大林有关民族的四项定义中”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两项体现文化层面共性的因素作为操作的标准；淡化了”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两项具有近代”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色彩的标准。观察中国共产党民族识别的过程，即使是在剩下的”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两项指标中，还是时常穿插族群的”历史源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