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公共领域与政治阶层的生成

在讨论现代政治制度生成或者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新阶层的政治主体性和政治认同如何塑造的时候，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一个绕不开的理想模板。他以欧洲现代共和制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为经验材料，描述了资产阶级如何从受封建宫廷控制的公共领域中解放出来，在由印刷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文学公共领域中塑造了资产阶级的内心和政治品格，进而在规范性的政治公共领域中采取政治行动和政治实践。[[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一模板一度在后冷战的高潮中成为理解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传统国家政治转型的标准叙事，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基金会、国际组织、自由媒体等联合互动的机制，以欧洲福利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制度为普世价值，强势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政治权力关系。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传媒和社交媒体的资本化程度加剧，传统政治代表性断裂，国家转型失败、治理危机深化和社会分裂加深等多重困境中，我们看到那种依靠强权、威权或者资本的公共领域转型在文化价值观塑造和社会认同建构中的虚弱表现。

在中国，喧嚣繁荣的市场化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跃、社交媒体中的众声喧哗都流于表面，并没有导向一个稳定的、有自我意识的、有主动价值认同的、有自治能力的中产阶层或者知识阶层。热闹的媒体公共领域和新兴的精英阶层，不仅没有为转型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准备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阶层，从而促使社会进入更具挑战性的政治公共领域，反而由于资本、技术升级、权力、个体利益等多重原因，很快处于分崩离析和动荡不安的状态。

在新阶层惶恐不安，不知如何应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新生力量崛起和新常态到来的氛围中，“工业党”从边缘地带的公共领域深耕细作、逐步汇集意见和力量，在相对健康的内部竞争和争论中，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共识、话语体系和相当的群体识别度，并在主流社会产生一定的文化领导权，是一个值得研究者关注的公共领域建构的正面案例。

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工业党”话语的缺陷。“工业党”以反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为名兴起，他们采取的对抗策略是推出一套工业化的“普世价值”与之分庭抗礼，并把工业化价值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在公共辩论中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多元化未来社会的探讨，拒绝所有非进步主义或非现代化的观念，如宗教信仰、文化保守主义、环保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抹除工业化“普世价值”中的“异数”（访谈记录 J20180407），在“工业党”的逻辑中并不允许拒绝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变态”存在。同样的态度能够在对待民族、地域、性别等议题上找到。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仅有高度的智识自信与强烈的政治渴望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对于建构一个多元、宽容和平等的社会共同体来说，进一步的文化自省和更活跃多样的政治论争亦不可或缺。

附录：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发展了“接合”概念（articulation），“接合”指的是两个不同的要素能在一定的情境下勾连形成一个统一体。简而言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些话语之间，或某些社会力量之间，或话语与社会力量之间能够以并非必然永恒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本研究采取类似的方法，尝试从文本呈现的思想认知出发，将其与个人生活史（尤其是教育经历、阅读经历和媒介使用）进行勾连，从而将个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进行接合，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采取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与虚拟民族志三种具体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对集中展现“工业党”思想体系的时政畅销书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工业党”思潮的基本特征和话语风格，辅助的材料还包括“工业党”代表人物的社交网络发言和网络穿越小说。

深度访谈：对“工业党”代表人物或相关人物分别进行了1到3个小时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其历史认知、政治经济主张、个人生活史，用以探索其思想主张形成的经验来源。

虚拟民族志：采用虚拟民族志的方法，进入 BBS、百度贴吧、网站跟帖区、微信群聊等平台，对“工业党”群体、粉丝社群和论敌进行社会身份分析并描述其群体特征，同时着重探索他们在现实和网络两个层面上的沟通与交往方式，勾勒“工业党”群体的社会网络。本研究重点在2018年3月20日至4月20日期间对某“实业党”微信群进行虚拟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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