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之后

明晰了以上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尝试对“工业党”话语进行政治分析。

2015年，澎湃新闻的一篇思想周报敏锐地认识到“工业党”与中国近现代史主流叙事的异同。[辛束：《工业党的历史叙事：生产力和国家赞歌》，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国内思想周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1304231.]该文认为，关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主流，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观察和描述，即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革命叙事基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将阶级斗争和革命视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和主线，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而现代化叙事则勃兴在改革开放之后，着眼于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完成器物、政制与文化的现代转型。

如果借用这一框架对“工业党”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党”话语对几种叙事的杂糅与取舍。 “工业党”认同革命叙事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基本判断，也认同彻底改造社会的剧烈革命，并能够接受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工业党”还吸收了革命叙事的话语体系，如独立自主、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压迫等。 但是，“工业党”叙事与革命叙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弱化了传统革命叙事中的个体改造和制度改造部分的讨论，而更多强调工业化本身作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对于上层建筑中的制度和文化变革带来的历史性冲击与改造。

与80年代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叙事不同，基于社会主义前期的建设经验，“工业党”强调中国工业化路径与西方工业化的时代差异。中国可以吸取西方先进技术却不能完全依赖西方，更不能复制西方对外掠夺的工业化道路，他们高度认同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工业化路径。“工业党”将工业化与现代化叙事中的其他维度，如政治参与、思想解放与个人价值，放到比较从属的位置上，批判文人的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历史有其客观发展规律，并不能按照“情怀党”的主观期待，发生奇迹般的变化，强调科学家和工程文化中实干兴邦、艰苦奋斗的传统。

此外，“工业党”接受了嵌入革命叙事的民族主义叙事，表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 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霸权，倡导平视乃至俯视西方的民族自信。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用革命叙事的外壳包裹了工业化与民族主义的双内核。

而这种叙事的取舍，尤其是对民族主义叙事的体认，影响了“工业党”话语斗争的现实策略。“工业党”与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都存在龃龉，同时反对各种“情怀党”：怀着共产主义和工人国家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倡导向西方学习政治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公知”与“主流经济学家”， 此外还有倡导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脱不开民族主义的底色，所以他们与“工业党”能在民族复兴和工业化的大目标上达成共识，同时也都认为只有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能够达成这一大目标，所以常常共同阻击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自由派和西化派。至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或许不认同工业化的价值，而对传统文化抱有浪漫化的想象，但至少强调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所以尽管“工业党”对其没有什么认同感，却也不至于与其发生激烈的对抗。

如前所述，在消费主义开始扩张的90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业党”没有放弃对公共性与宏大叙事的追求。但是，要重构一套宏大叙事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这批中国青年而言，摆在眼前有两套现成的叙事可供改造：第一是向外看，即欧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方案，其主要意涵是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自由市场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第二是回头看，即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方案。随着90年代的实践发展，他们已经能够看到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父辈”选择向外看，而他们选择回头向后看，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他们对毛泽东时代并非全盘接受，否则他们仅仅是邓小平时代的毛主义者，而不能成为“工业党”。

90年代的大学生

对于有志于重构共和国历史叙事的“工业党”而言，两个“三十年”的分歧同样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创造性地转换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都处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脉络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价值根基所在，所以“工业党”不可能彻底抛弃。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核心问题，尽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据了核心中的核心地位，毛泽东与邓小平两套治国方案的根本差异也落在生产关系上。

尽管不同的“工业党”派别对共和国历史各有偏好，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业党”摒除了在他们看来低效的共和国前期的社会理想。同时由于不认同80年代包含了政治进步和思想解放内容的现代化叙事，“工业党”也没有采用21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文明的连续统一”[(1) 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6页. ]这样缺乏直接可操作性的文化叙事来弥合两个时代的分歧。为了统合两个时代，他们接受了更加偏向工具理性与工程思维的、以生产力为核心问题的、与苏联模式在形式上相通的国有化、计划经济和重工业优先的建设方案，而淡化或回避了更加深刻地改造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政治运动，并将前者与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打通，最终统合进中国崛起的宏大叙事中。“工业党”同时接受并工具性地阐释两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将生产力置于核心中的核心地位，将“现代化”和“工业化”作为新中国一以贯之的追求， 重构了宏大叙事的路径，从而取消或者回避了两个“三十年”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