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市场化大潮与宏大叙事的退场

随着 “文化80年代”风流云散，知识分子迎来了“市场的年代”，面临与80年代截然不同的挑战。在许纪霖看来，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公共性的丧失，知识分子进入现代学院的知识体制，成为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专家，受到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的主宰；其次是知识分子的再度边缘化，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社会阶层发生变化并趋于多元化与发散化，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传媒与演艺圈中的明星成为中心；最后，知识分子还面临理论上的致命挑战，即“后现代”崛起消解了宏大叙事，在理论意义上宣告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死亡。[许纪霖：《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三大挑战—关于知识分子的系列思考之六》，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097. html. ]

公共知识分子暂时退场了，他们将在21世纪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回归，而90年代成为了技术专家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理性的主场，知识开始了“去人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符合市场逻辑的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迅速增值，下海经商也在知识分子中成为热潮。经济专家开始取代人文知识分子占据舞台的中心。

随着“经济”成为知识界的中心议题，社会观念中的工具理性也强势崛起，在毛泽东时代和80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道德与理想黯然失色。“工业党”以“情怀党”为论敌，而后者正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的苗裔。“工业党”吸收其成长于其间的90年代的精神特质，彻底摒弃了80年代生产的繁复的人文知识话语，高度强调专业性。“两个人辩论高铁问题，一个能说出标准轮距，能说出区分客运专线铁路和货运铁路的道理，而另一个不能，前者就赢了一半。”（访谈记录 A20180316）90年代是“工业党”的工具理性思维和贬斥人文知识倾向的起始年代。

随着90年代的展开，伴随着国企改制、金融资本崛起、消费主义兴起、社会阶层分化等大趋势和大变革，全面市场化改革与“工业党”的个人成长史相交叠。他们已经能够看到在经济领域学习西方造成的一些问题，比如俄罗斯经历“休克疗法”后的寡头统治、激进的国企改制造成中国北方一些城市的凋敝和严重的社会失序。缺乏战略思维的工具理性并不能餍足“工业党”这一世代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 由此，“工业党”不同于90年代放弃了公共性而进入学院体制的专家，他们继承了80年代的宏大叙事，在“草莽”之间仍然关心国家与社会的走向。“工业党”思潮在21世纪初同时回应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问题，完成了80年代宏大叙事与90年代工具理性的嫁接。

（三）两套工业化方案的分歧

在2004年底至2005年初“工业党”思潮萌芽阶段，军史BBS意见领袖钟庆和陈经曾就中国工业化路径的选择爆发一场长篇论战。他们有着基本的共识，即认可工业实力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工业化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但双方却对工业化路径有着不同的选择。概言之，钟庆偏好毛泽东时代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国家和企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忍受巨大的艰辛积累基干工业和技术。钟庆大力批判当时甚嚣尘上的“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劳动密集产业，瓦解了本国相对幼稚的重工业体系和技术力。而陈经则不排斥利用外资发展技术、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经济以提升被长期压抑的居民消费水平，他批评钟庆对改革开放前经济路线的幻想过于完美，而对现实中国经济政策发展的预测过于悲观。陈经总体上认为，工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陈经与钟庆的不同主张后来演变为“工业党”的不同支流，这里姑且称之为“基干工业党”与“经济工业党”的分野。两者之间的龃龉实质上是共和国史上两个时代的非连续性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领导的虽然是同一个中国，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仅是建设方案上的区别，更是价值取向和治国理念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邓小平两个时代的工业化有其内在延续性，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基础，尤其是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在“文革”时期，“四三方案”就已经开始了西方现成工业技术引进的预演。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建设，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仍能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非沦为全球市场的附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国防和民用两套工业体系在有限的资源之下必须有所取舍。根据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毛泽东选择前者，而邓小平偏向后者。工业化方向的调整缘于中共领导人对国内和国际基本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毛泽东对独立自主和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视基于当时严峻的冷战形势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进逼，而到中国先后与美日关系正常化、勃列日涅夫的“塔什干讲话”释放了中苏关系解冻的信号， 邓小平判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而这一判断成为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