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去政治化”年代的“再政治化”

（一）“工业党”与“小粉红”

王洪喆等人将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大致划分为三波，第一波网络民族主义中的主体以70后大学生为主，对官方在国际关系重大事件（如印尼排华事件、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上的表现不满，以强国论坛、铁血社区等 BBS为阵地介入社会议题批判现实。第二波当中的网络民族主义者被称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除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外，还兼通网络与英文，能够直接接触西方媒体，对中国历史和国际秩序有着系统的、基于大国博弈的分析框架。而第三波网络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培养的“小粉红”群体。[ 王洪喆 , 李思闽 , 吴靖：《从“迷妹”到“小粉红”：新媒介商业文化环境下的国族身份生产和动员机制研究》，载《国际新闻 界》，2016年第11期，第33-53页.]

2016 年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关键性年份。这一年，“帝吧出征 Facebook”“赵薇事件”“奥运霍顿事件”“萨德导弹事件”折射出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舆论动员能力，同时也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的形态转变，新媒介商业文化和中国崛起语境生产出来的“小粉红”登上公共舞台，与作为“知情的民族主义者”的“军迷”群体及“工业党”群体共同演进，各自发展。[ 同上. ]

“小粉红”成为一种“去政治化”时代与“再政治化”渴望的奇特结合。但这种新媒介商业文化生产的民族意识具有鲜明的表现形式，最为著名的就是“表情包大战”。而这种充满后现代意味的“演戏” 形式是在商业化的粉丝实践中逐步锻炼出来的，其主要特征是缺乏明确表征的、具有凝聚性和共识性的政治内核，消解意义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叙事，而其所形成的舆论动员能力可以被各种力量利用与形塑。

雷蒙·阿隆对法国“五月风暴”的评价也可以挪用到这里：“日常的沉闷生活突然得到了发泄消遣的机会。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演戏，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们的热情。……而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下册）》，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9页.]

虽然舞台上“半真半假”的“演戏”仍在继续，但这种“私密的反抗”的话语也正在遭受青年的质疑，部分人开始提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困扰：当20世纪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暂别历史后，日常生活革命何以导向真实的社会变革？从2008年到2016年这一时段的事态来看，许多群体开始转向20世纪的历史经验，“再政治化”的渴望超越后现代，有了历久弥新的内涵。世界从后现代的反抗表演往回退了一步，回头处理未完成的现代政治议题。

作为“小粉红”“兄长”一辈的“工业党”受到 90 年代工具理性的浸染，但与新媒介商业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再政治化”的渴望并不满足于空虚的表现形式，而试图寻找凝聚的内核，召回并生产宏大叙事。“工业党”如何与“小粉红”进行有建设性的社会互动和争论？在网络技术与市场机制不断制造“部落化”的时代，他们是走入“回音壁”式的自我言说与自我强化，还是能够继续其跨媒体、跨领域的话语实践，形成更加开放多元的公共领域与社会团结？这是值得我们持续观察的。

法国五月风暴

（二）召回宏大叙事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工具理性和专业主义到了2008年，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共同体，导致了某种历史感与超越性社会关怀匮乏的状态，这符合前述的许纪霖的时代论断，也符合汪晖关于90年代“去政治化”的基本判断。汪晖的“去政治化”指的是基于特定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与社会运动的丧失，同时也意味着公共性与批判性的丧失。[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 37-40 页.]

然而，从2008年到2018年，变革的激情似乎正在被召回。回溯50年到1968年，战后维系了二十余年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结构遭遇了世界性的反叛浪潮，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又稍感不安”。[ 托尼·朱特 , 林镶华：《战后欧洲史 ( 卷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而他们战后成长起来的子女却召回了政治渴望与宏大叙事，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造反”运动，志在打破僵化的现存体制、固化的社会结构和沉闷的主流文化。

今天距冷战结束也是二十余年，恰好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我们也能看到与1968年同构的时代情绪。全世界似乎重新燃起了政治化的渴望，动摇了后冷战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的时代趋势。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与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和库尔德的独立公投，“阿拉伯之春”后的政局动荡与叙利亚战争，还有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世界性的政治伊斯兰浪潮，摩洛哥、亚美尼亚等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都说明了90年代形成的稳定秩序并不足以餍足当代青年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打破现存秩序的渴望蓄势待发或喷薄而出，对另类社会发展方案的追求也开始超越“历史终结论”，开始了新的探索。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60年与改革开放30年所蓄积的政治经济力量磅礴而出，伴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青年一代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这个世代出生于“文化再启蒙”的80年代，成长于全面市场化改革的90年代，在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之时加入了公共话语的战场，试图求索新的理论以测定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打开国家的未来。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党”叙事及其“中国立场”可被视作全球政经格局与中国社会结构激变时期的一个片断。他们拆解了“父辈”的人文知识话语，又不满足于“兄辈”缺乏理想主义的工具理性，而同时他们并没有能力摆脱“父兄”的文化遗产，于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将80年代的宏大叙事与90年代的工具理性嫁接在一起，并创造性地转换了“祖辈”的革命叙事与“父兄辈”的现代化叙事，推出了属于这个世代的工业化叙事，并逐渐从边缘地带崛起走向主流。

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并蓬勃发展，为“工业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公共话语空间。当报纸和电视的公共话语空间被主流社会所控制，他们在 BBS、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几个阶段展现出比前一代人更强的媒介适应性，同时大众传媒改变了这一代人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互联网成为他们呼朋引伴、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而他们也摒弃了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和9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繁复的术语，开始用通俗的语言和媒体的逻辑组织公共言说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