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转折中的“工业党”

“工业党”代表人物群体出生前后，共和国经历了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改革开放。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思潮和政治思考都很关注的核心关切之一。[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版，第3-49页，刘小枫：《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 历史含义》，《开放时代》， 2013年第5期，第183-193页。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观察者网，http//www.observersnews.com/zhang-xu-dong/2014_08_20_257504_s.shtml,2014-08-02.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19/c85037-20530313.html。2013年2月，习近平执政初期就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的讲话并非无的放矢，他所要回应的正是讲话中指出的两种思想倾向，即两个“三十年”相互否定。但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媒体保持“不争论”的默契中，回避这一分歧。21世纪后，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暗流涌动的民间舆论开始倒逼执政者处理这一基本问题。在官方表态之前，民间尤其是知识群体已经开始利用政治修辞试图抹平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的分歧，尤其是在毛泽东的110周年诞辰（2003）和 120 周年诞辰（2013）、邓小平的 100 周年诞辰（2004）和 110 周年诞辰（2014）几个时间节点上，重新审视和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留下的遗产成为知识群体的一大风潮.]

以邓小平时代为中介进入“工业党”生活现实的毛泽东时代成为其理论、经验与蓝图不断萌生的土壤。而“工业党”大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成长并接受教育，“马前卒”将80后视作“第一代生在工业时代的中国人”，并认为“这个时代特征对我们个人观点有很重要的影响”。[《工业体系建设决定我们的历史和未来》，观察者网，http//www.observersnews.com/MaPing/2012_08_20_92038shtml.]

80年代和90年代的宏观社会结构性变迁是“工业党”这一代人认知结构形成的现实环境，更进一步说，这一时期的现实构成了其最主要的问题来源。由此，我们需要将“工业党”个体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和思想体系与更广泛的社会存在及社会意识进行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意义上的接合（articulation），最终达到以个人生活史为入口构筑社会史和社会观念史的研究目的。

（一） “文化热”与知识的人文化

“工业党”代表人物多为70后和80后，他们在观念史意义上的“父辈”是所谓的“80年代人”。 在中国，80年代往往被认为是“文化的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行，思想限制也随之放开，在国家对社会放权所释放的言论空间中开始形成与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话语体系。日后被“工业党”所贬斥的“情怀党”或人文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

80年代中期，知识界逐渐从控诉“文革”的伤痕文学框架中走出来，围绕中西文化比较、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和传统与现代冲突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这些问题被甘阳概括为“古今中西之争”，而在当时的甘阳看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常常被无限突出，从而掩盖中华文化本身必须从传统文化形态走向现代文化形态这一更为实质、更为根本的古今文化差异问题。”[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第 35 页.]换言之，甘阳认为，“中西之争”是被夸大的，“古今之争”才是根本。李泽厚认为，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接续了并创造性地转换了“五四”运动的传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 100-101 页.]80年代的知识分子急切地渴望现代化，在此语境中，“五四”的核心内涵转变为现代化的问题。“五四”运动所处的年代是中国“全盘西化”论滥觞的年代。

李泽厚

80年代的知识分子将中西文化比较作为求索现代化的知识路径，而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而言，中苏关系仍未正常化，且苏联泥足深陷，处于劣势，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现代化的样板。在“文化热”的背景下，国人不免产生“西方崇拜”的思想倾向。同时期的中国也经历了从“文学时代”到“电视时代” 的转型，[白惠元：《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32页. ]“文化热”中的精英们也开始借助这一媒介进行“启蒙”大众的事业，而“西化论”的巅峰之一是 1988 年央视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这部片子以激进的姿态和诗化的语言，对中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机制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呼唤西方式的民主与法制，引发全国性的轰动，也预示了80年代“文化热”的最终收场。

这一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生产了繁复的话语，贺桂梅认为，80年代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能指的剩余”般的话语涌流。[贺桂梅：《1980 年代“文化热”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 (上)》，载《励耘学刊 (文学卷)》，2008年第1期，第 210-226页.]当时知识分子结成各类知识团体，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以李泽厚、汤一介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书院汇聚国学精英，旨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走向未来丛书”，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出发做东西方的历史比较研究；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译介20世纪西方主流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将原为系统与工程学知识的“三论”包装成人文知识用作历史比较研究，鲜活地展现了当时知识的人文化风潮。同样的人文热潮也出现在文学、美术和电影等领域。而这些话语在后来恰恰被“工业党”认为是低效乃至无用的。

80年代是“工业党”父辈的年代，如果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庸俗化理解，80年代繁复的人文话语和对西方的崇拜日后将成为后一代年轻人批判、拆解和重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