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日，《自然》杂志网站发表一篇文章《各大机构博士后收入差异巨大》（Pay for US postdocs varies wildly by institution），再次让外界目光聚焦美国博士后的收入水平。

这份调查报告由Gary McDowell博士从2016年12月1日发起，收集到来自美国51所公立学校和1所私立学校的近13000名博士后的收入信息。McDowel博士加入非盈利组织——“学术前景”（Future of Research），期望通过工资调查，维护青年学者权益，提高博士后收入的透明度。

在历经一年的调查中，他发现大部分高校都能及时提供博士后工资数据，但也有部分高校存在问题，比如有的学校根本不清楚博士后的类别，有的将正式员工收入也囊括其中，还有的学校压根不愿意提供博士后工资信息，比如加州大学就表示，无法提供工资单记录。

还有部分大学甚至提供了不太可能的数字，如盐湖城犹他大学称有50位博士后每年赚0美元。McDowell认为，这些研究人员不可能是无偿志愿者。后据犹他州大学一位发言人称，该校博士后能获得工作报酬。

此外，他忽视每年薪酬低于23660美元的411名人员，根据联邦法律《公平劳工标准法》，这些博士后获取的加班费低于这其中规定的门槛。

在筛除类似明显不实信息后，McDowell最终对12554份工资信息统计发现，博士后年收入差别很大，最低仅23660美元，最高达114600美元。

其中，年薪介于40000—49999美元（折合人民币26万—33万）的人数最多，为61%；31%的人年薪高于50000美元，更有2.1%的少数群体年薪超70000美元。对于这一高薪现象，McDowell推断可能是由于个别高校将正式员工的工资掺杂其中。

图片来自《自然》网站

博士后收入的不均衡也在不同高校间体现出来，工资最低的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年薪中位数仅27515美元；工资最高的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中位数收入为56000美元。

这份博士后工资调查涵盖所有领域的全职博士后，没有细化专业，也没有划分工作年限，毕竟博士后第一年和第五年的工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但整体还是可以大致呈现美国博士后群体的收入水平。

在一些领域，美国业界每年都会制定最新的博士后工资指导线，但不具有强制性。比如生命科学领域，美国国立卫生院2017年的指导线是起薪47484美元，随着工作年限增加逐渐递增，工作第七年的博士后年薪为58560美元。

和中国青年科研人员相似的是，美国博士后或刚进入工作岗位的研究者也都面临着成果压力、生存困境，尤其是面临家庭负担或生育负担的青年人，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博士后难以获得无薪产假，男性就几乎不会提到无薪陪产假这件事。

《自然》杂志过去也一直为这些难题呼吁。2016年10月，网站发布题为《年轻、有天赋、厌倦：科学家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文章，采访多名刚入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学家，他们都表示自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表压力，在资金申请和职位晋升上留给青年研究人员的机会已微乎其微。

2014年进入宾西法比亚大学担任助教的青年学者Martin Tingley称，“资助圈子是残酷的”。但在外界看来，Tingley几乎拥着完美的简历，哈佛大学取得统计学硕士学位和地球科学博士学位，拥有四年博士后经历，还非常罕见地拿到终身教职。

起初，他乐观地认为，自己很快能成功将数据统计和气候科学结合并创造出基金机构想要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但现实中，科研生涯非常艰苦。担任助理教授第一年，就立刻感受到了在顶级期刊发论文、吸引基金和学生、课堂创新等各方面压力，每周用在教学和研究上的时间长达60-80小时。

学校给他的20万美元启动资金已经用完，这笔钱涵盖暑期工资、电脑设备等各项费用，但他还没找到下一笔大额补助。根据美国学术界惯例，他有三个暑期无法得到大学支付的工资。Tingley只能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但是结果是“令人心寒”的。

Tingley和妻子分居两地，去妻子所在的波士顿需要8小时车程，周末上下非常累，眼看着自己的压力已经达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最终，Tingley选择离开高校去了私企——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保险集团找到一份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他认为在那里也能合法地利用自己的技能和训练，能再次证明自己。

其实类似Tingley的经历在中青年学者中很常见：论文压力，不断增加的官僚机构负担，越来越少的行政支持。针对他们的考核也越来越依赖于成果发表记录和项目获得情况，但同时由缺乏清晰的目标，他们不得不毫无尽头地一篇接着一篇写论文。

而与刚正式进入高校就职的青年人不同的是，资深学者或许在申请资金上的压力减少，但获得资金后的工作更重。对他们而言，内心期望成为优秀科学家的内在压力十分巨大。

科研是一个风险巨大的事业，尤其是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期时，就可能宣告失败，而真正能留名科学史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

另外，科研界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研究人员的收入失衡正越来越大。

2017年7月，《自然》网站发布一份调查称，“科学界的1%：科研中的收入不平等是如何越来越糟的”。

调查提出，顶尖科学家的工资正在飞速增长，但其他人却被远远抛在身后。2015年，在加州大学实验室中，有29名医学研究者赚取超过100万美元，至少有10名非临床医学研究者拿到40万美元以上，但同时加州大学数千位博士后只能拿不到5万美元的薪水。年轻教授做得更好，但很多人的报酬依然不到顶级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学的这个现象并非独一无二。如果说过去科学领域的工资收入相对其他经济领域更为公平的话，那么随着这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也逐渐增快。

图片来自《自然》网站（以上基尼系数中的“0”意味着每个人的收入都是一样的，数值越大就不平等性增加，1表示最大的不平等——除了一个人之外，每个人都一无所获。）

从上图中也可发现，对工作抱怨最多的是“可支配资金”，占20%；在工资涨幅上，欧洲科研人员的工资停滞是最多的，亚洲与北美大致持平，增长率均在60%左右。

无疑，科学是危险和昂贵的，而最大限度降低风险的方法是选择一个被证明是胜利者的人。有美国研究人员发现，新的科研大楼在全国各地兴起，但科研机构更愿招聘能带来基金资助的高产科学家。这导致科研机构之间争夺一小批顶级科学家，也有可能推高他们的薪水。而行政部门增加的预算，最终还是被这些热门科学家申请到。

但从青年科研人员的角度而言，获得职位要求越来越高，资金申请越来越难，这一切仿佛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这也难怪《自然》杂志2016年9月在推特上问：“年轻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有人回答，“老科学家”。可见，科研人员的世代问题正日益突出。

最近，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如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提高收入的相关文件，期待这些文件能落到实处，真正给科研工作者带来利好。

【参考资料：《自然》网站，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知识分子”等发布的《青年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现状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