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对强奸的激烈反应可以部分被特定的中国国情和传统所解释：对中国的“强奸”所引发的该国半殖民地地位的联想；传统上学生阶层的精英主义；中国学生在 1946-1947年冬天所面临的严峻经济困境；以及受教育中国人对任何民族的普通士兵的轻蔑，这体现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一说法上。也许我们 还可以补充一条：即使是皮尔逊的辩护律师也在军事法庭的审判中将之描绘为“沉闷而智力低下”；中国报纸则称皮尔逊“粗俗”。⁷⁸

但在分析中国局势的具体情形时，我们还应记得如下一个贯穿世界历史的观念：“强奸”和一个民族的从属地位之间的联想，以及对异族士兵或武士作为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强奸犯的猜疑。格尔达·勒纳（Gerda Lerner）最近论证说，古时候，在战争中捕获并强奸女性标志着奴役的开始。她对战争中强奸的社会涵义给出了一个解释：“对于被征服者来说，女性被强奸有着双重影响：强奸羞辱了女性，并象征着男性的被阉割”。⁷⁹ 

圣经旧约《朱迪斯之书》和荷马的《伊利亚特》都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女性的被绑架和被强奸，以及对此的抗议反抗，在许多社会的创始神话中都占据了中心位置。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在16世纪谴责了异国士兵对意大利的“强奸”，他所遣用的词句也是中国学生们可以很容易借用的。⁸⁰

当然，抗议“外来者”强奸的男性抗议者们也并非全无问题。对非裔美国人或土著印第安人强奸白人妇女的恐惧，深刻地塑造了美国白人社会和美国白人的种族主义。对强奸的这种恐惧也类似地影响了美国社会在20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人的形象塑造，以及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对日本人的形象塑造。⁸¹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不情愿支持发生在中国的对强奸的抗议，正是因为他们反感于美式思维对跨种族性行为的陈见。⁸²

1946 年发生在北京的强奸，以及最近发生在冲绳的暴行，并不是作为一项军事政策而被故意怂恿鼓励的，但它们提醒了我们，士兵们的施暴对象并不局限于“敌人”或“被征服的”妇女。⁸³然而40年代的中国人和90年代的冲绳人有理由看到在军事占领、袭击妇女、以及侮辱他们的国家之间的联系。除了战争和征服， 军事占领用例子证明了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雷德·埃克尔（Fred Ikle）一句令人震惊但分外坦率的评论：“军事生活可能正确地培养了倾向于强奸的态度”。⁸⁴

 即使呼吁对强奸者施予惩罚，中国妇女协会在1947 年也注意到了继续军事占领所涉及到的更广泛矛盾：“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士兵们在不再有战争的情况下，对驻扎于一个陌生国家所感到的厌倦和悲伤”。⁸⁵ 军事官员、外交官、以及外交关系的历史学家们忽略了占领军士兵们在国家之间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正如《纽约时报》在1946年关于日本的头条报道中富有预见性地所说的那样，士兵们对当地人民的行为“危及了占领的使命”。

（译文完）

译后记

“《血管》带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标记。书中大量引用其他拉美作者的资料、分析和结论，甚至尚未发表的著作；透过其中，我们似乎感到一个具有同样感受、同等觉悟并互相支持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首次披露的资料处，作者一一注明‘为了写这一段，我查阅了……’，或者直接叙述自己的大量亲历——我注意到他都是乘坐底层人的长途公共汽车去旅行、访问的。作者还

引用了不少欧洲、美国学者的原文著作。这种‘我有证据’的话外音使人微微有一点伤感。欧美知识分子不需要这样做，他们的国籍就是权威。如果他们为受害者说话，那是要人感激涕零的。他们的每一点新发现都属于赫赫有名的‘新历史主义’，而受害者的切肤感受从来就令人怀疑。”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的命运，书的命运》 (加莱亚诺, 2001, p. 7)。

这篇译文的缘起，是谢泳2001年5月18日发表于中国报道周刊的文章《重说沈崇案》。《重说沈崇案》的重心，落在如下几段话上：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共有意制造的。当时就有传言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 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

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

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我们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虽然现在找不到沈崇案是由某一党派故意制造的证据，但中共有意识地参预和利用了沈崇案，确是事实。”

我个人认为，谢泳的文章有两个问题。

第一、 有利用含沙射影的方式打擦边球的嫌疑。文章用“有传言说”、“有一种说法”、“另一说法”、“文革中有传言”等方式，于不经意间将污名扣于他人头上；然后再用“没有确切证据，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所以它只能帮助我们在分析沈崇案时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这样貌似公允的语句，试图将自己撇清。这种用晦暗不明的词句进行心理暗示的手法，实在谈不上光明磊落，更不是诚实做学问的学者态度。

第二、 在引用历史资料时，故意混淆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只从某一特定角度和立场引用史料，试图利用细节的“翔实”，坐实前文对读者的心理暗示。

使用心理暗示玩暧昧的曲折技巧，西方学界从心理学、大众传媒学、公共关系学等各方面都有过系统总结。篇幅所限，我们先略过不提。我只想在此略谈一条历史研究的常识：谢泳那一堆“据说”和“如此而已”貌似公允，实则并未将自己撇清，因为他违反了做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历史研究有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方法，这些方法从本科开始就会反复强调。美国大学大约是在本科三年级的时候开始系统的训练，其代表作是一本流行的教材：《究根溯源：历史研究与写作指南》（Going to the Sources: A Guide to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Writing）。

这样一套系统的历史研究方法，我们从谢弗教授的学术论文中可见一斑：史料要尽量采用原始资料（论文中引用的美国政府官员的电报、日记等）；每一个结论都要反复推敲，用史料作支持（论文中讨论“抗议示威是否是保守势力重新强调传统性别关系的努力”）；当有互相冲突的史料时，要仔细甄别比较，找出较为可信者（论文中对马歇尔两位助手不同看法的比较）。

谢弗教授的论文篇幅不长，但注解就有85条，几乎每一两句话就有一条论据支持，正方反方的史料都有顾及。这是史学界所遵循的严谨治学方法的一个例子。而细观谢泳文章，通篇都在引用同一立场的人的话语：这些人说话是在什么背景之下？有多大的可信度？与他们立场对立的人又是怎么说的？谁的话更符合实际？这些问题在谢泳的文章里都没有体现。所以受过历史学基本训练的人，读了谢泳的文章应该马上产生一种违和感：文章缺乏立体感，没有给读者一副完整的全景图（panorama）。相比之下，谢弗教授的论文就全面多了。

可能有读者觉得我小题大作：“怎么搞得像破案似的？不至于吧？”其实按照正统的治史方法，读史写史就应该像破案。西方学者甚至直接以此为名——《事实之后：历史侦破的艺术》（After the Fact: the Art of Historical Detection） 。

中国作为史书大国，治史的传统更是严谨。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对史料的选取尤其谨慎，他告诫后辈说：

“研究一个问题，在最初刚刚着手的时候，自己可能毫无意见；但到某一阶段，甚至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心中往往已有一个想法，认为事实真相该是如何。此时以后，自不免特别留意与自己意见相契合的证据，也就是能支持自己意见的证据；但切要记着，同时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这点极其重要，不能忽略。换言之，要注意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各方面的史料，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不能任意的抽出几条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现在某方面人士利用史学作为政治的工具，为政治服务，他们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抽样作证！ ”——严耕望：《治史三书·治史经验谈》 (严耕望, 1998, pp. 30-31)。

将谢泳的文章和谢弗的论文相比较，谁在抽样取证，一目了然。如果读者还嫌谢弗教授选取的中国方面的资料太少，不妨细读陈郢客的文章：《温故知新沈崇案》。

从若干史学前辈的文章，从谢弗教授的这篇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严肃的历史研究与“据说、传言”毫不相容。为了政治目的而玩弄暧昧，用文学手法代替辛苦严肃的考证，末了又用“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想把自己摘干净，多少有些有辱斯文了。

谢泳的《重说沈崇案》出炉10年有余，影响不小。用百度随手搜一下，“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赫然在列（见下图）：

其他难听的话还包括“奉命被强奸”、“政治仙人跳”、“色诱”，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人皆有父母兄弟妻女，论身处地，何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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