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皮尔逊的辩护，包括了隐射沈崇为了钱而同意发生性关系。这一说法在沈崇证明了她从家里得到了足够的资助，并愿意提供银行记录予以证明之后，变得不具说明力。不但如此，有两位医生都作证说，沈崇生殖器部位的情况表明她之前很少有或者没有过性经历。这两位医生包括一位强奸发生几个小时后，在警察局检查沈崇的中国医生，以及一位第二天检查沈崇的美国军医。沈崇阴道口的损伤，尽管相对不严重，但和一个妇女被醉汉在低于冰点的夜晚强奸的情形相符合；虽然两位医生都承认说，如果沈崇是处女，那么这种伤害在自愿的性行为中也可以发生。⁶³

2014年12月16日，漫画家丁聪先生的夫人沈峻在北京因病辞世。沈峻正是当事女生沈崇。

在庭辩中，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美军宪兵在从中国警方手中接手皮尔逊时，未能把警方记录在案的强奸指控，清楚明白地翻译成英语。⁶⁴

而对皮尔逊下士的辩护，则在沈崇没有做出太多的身体抵抗这一点上大作文章。辩护词说，如果沈崇不是同意了发生性行为，而是作出抵抗，她的生殖器部位和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受到更为严重的伤害。两位陆战队员也提供证词说，强奸发生的地区距离一个交通繁忙的大马路只有65码； 皮尔逊的辩护律师说，如果沈崇大声哭喊， 就应该会有人过来救助她。代表皮尔逊的海军中校约翰·马斯特斯（Lieutenant Colonel John Masters），一开始试图把沈崇描绘为性经验丰富的人，以打击沈崇的可信度；但在有证据显示沈崇缺乏性经验之后，他又试图把这些证据用来为自己服务， 论证说沈崇的伤正是因为她首次性交没有经验而造成的。

在质询沈崇时，马斯特斯竭尽全力地要把沈崇诱入供词前后矛盾的陷阱里；但在总结陈词时，他又论证说，沈崇证词的前后一致性恰恰说明了沈崇编造事实，并预先进行了演练。马斯特斯最后下结论说：

“被告（皮尔逊）承认发生了性交，但该行为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对这一案件的一个方面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任何人愿意呆在那片寒冷不舒服的跑马场长达三个小时，并且性交两到三次……这一独特的情形也许可以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会做哪些事情，来满足他们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一种原始冲动，我们现在还不能真正理解。”⁶⁵

菲兹杰拉德代表125磅 的沈崇对6英尺高的皮尔逊提出了控诉。菲兹杰拉德反驳说，“（关于强奸的）法律并未要求一位女性为了表明她对一个男子的性侵犯的反对，做出超过她的年纪、力量、周围的事实、以及所有伴随条件所能允许合理的事情”。他接着强调了“同意”和“屈服”在法律上的区别——身体上的抵抗可能会 对女性造成更大的伤害。 菲兹杰拉德在总结陈词中说道：“我认为被告很难解释，为什么一个年轻的、受庇护的中国女孩，出身于上等家庭，却愿意在零下8度的晚上，在一片荒凉的操场上，和一个她随意认识的醉汉待上三个小时。只有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她留了下来，因为她被迫如此。”⁶⁷

主持军事法庭审判的军官们判定皮尔逊犯有强奸罪，他的共谋犯有袭击罪。在华北陆战队基地的美国大兵们，对皮尔逊被判服刑15年感到愤怒，并开始把此事称作“华北的德雷福斯案件” 。他们声称，皮尔逊是为了平息中国的民族主义抗议示威而被牺牲掉的。⁶⁸

但审批的最终结果却在事实上证实了中国学生们对“治外法权”复活的恐惧，因为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很快就推翻了判决结果。虽然驻华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塞缪尔·霍华德将军（General Samuel Howard），在1947年2月的一份备忘录中坚持原有的判决，美国海军军法长 O. S. 科尔克拉夫（O. S. Colclough）在1947年6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态支持将皮尔逊无罪释放。在该报告中，科尔克拉夫歪曲了军事法庭审判中的一些呈堂证供，尤其是沈崇衣裙的情况。

他还系统地淡化了首次遭遇皮尔逊和沈崇的中国军队雇员以及警察的证词，而对皮尔逊喝酒的同伴和后来才抵达现场的美国宪兵们的证词予以更多的重视。尽管美国海军审判评论和宽赦委员会在7月份的结论是，“证据足以毋庸置疑地支持法庭关于强奸的指控”，科尔克拉夫的建议最终获得了胜利。美国海军执行秘书长约翰·沙利文（John Sullivan）逆转了有罪判决，并下令将皮尔逊和普里查德从位于加州终端岛（Terminal Island）的海军驻地释放，送返原部队继续服役。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总领美国武装力量的詹姆斯·弗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在8月份签署了将皮尔逊无罪释放的最终命令，但他的日记（公开的或未公开的）并未直接提及皮尔逊案件。⁶⁹

对军事法庭判决的这一逆转，当然使中国人对美军及其政策的敌视更甚。事实上，即使是支持国民党的中国报纸和官员也对判决的翻盘表示了震惊和沮丧。⁷⁰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并在1947年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对无罪开释的判决进行了大力抨击——他此前用他的名誉向学生们担保军事法庭的公正性。司徒雷登大使除了将胡适的执着抗议转交其在美国国务院的上司之外，并无良策；他谈到了胡适的抗议的重要性，并补充说，新的裁决“将无疑为反美磨坊提供谷物”。⁷¹  

1947年初，《芝加哥论坛报》对沈崇案审判的报道

1946 年12月和1947年1月重新开始的独立学生运动，不但威胁到了美国在中国的地位，也对战后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挑战：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非常不得人心，更别提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了。事实上，一位北京学生向一个美国领事馆官员报告说，抗议主要是针对国民党，但日益增加的示威“公开针对国民党而非美国，这可能对许多卷入的学生是致命的”。⁷²

 在重庆的抗议示威遭到了严厉的镇压；根据美国领事馆的报告，在有些案例中，警察伪装成学生和示威者混在一起，随后毒打他们。这引发了完全针对当地政府而非美国的新抗议。⁷³ 另一方面，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则声称，当地的国民党政府默许了那里的示威；领事馆的官员们猜测，这是因为中国人民对时局普遍感到不满，从而可能使得“当地官员欢迎人民的注意力被反美示威所分散”。⁷⁴

在华的美国官员们注意到了1月份的示威有效地把中国的学生们联合了起来。⁷⁵1947年2月，作为对强奸的抗议的直接后果，国民党政府在北京抓捕了数千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与此同时，美国领事馆官员迈尔·迈尔斯（Myrl Myers）和小詹姆斯·斯皮尔（James Speer II）在电报和文章中对国民党政府发表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一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备忘录也注意到，那些上了抓捕黑名单的人，不但包括共产主义分子，还包括那些秘密警察所称的“危险的自由主义分子”。⁷⁶ 这些逮捕最终标志着受过教育的城市中国人和政府的最后决裂。逮捕并未阻止学生抗议（这些抗议迅速开始囊括诸多议题），反而帮助把国民党的所有反对者都推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这对蒋政府在1949年的倒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⁷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