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重返市场

上述发展已相当普遍，并在继续扩大。它们将残酷的、零和博弈式的军事和政治竞争转移到经济领域。从本质上讲，这使基于互利的市场原则变得无效。在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网络被武器化的情况下，切断这些联系或至少使其多样化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反应。即使从市场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并不完备，但作为减轻安全风险的手段，它们是必不可少的。

实现金融结算多元化意味着使用美元以外的货币。国家货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鉴于中国市场巨大，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使用人民币是一种理性选择。然而，在俄罗斯与印度的贸易中，用卢比投资就会遇到困难。与不太发达或更专业化的经济体系的贸易则面临更多挑战。

从战略上讲，一个可供几个主要经济体使用的更通用的机制是必要的，这可能是金砖国家机制。

寻求多样化支付方式的探索仍在继续，但出于技术原因和其他考虑，期待“金砖国家货币”在短期内出现还为时过早。也许更好的方法不是引入一个“反美元”的替代储备，而是建立能够绕过美国金融服务垄断的多样化双边或多边结算安排。鉴于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和受到的制裁数量，俄罗斯处于这些努力的前沿。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创造创新技术链和国内生产能力，以及对制成品和技术的替代供应商的寻找。最近，我们有机会目睹了使用含有西方制造零部件的产品时存在的关键漏洞。国产替代品可能效率较低且价格较高，但在安全性方面无与伦比。

在禁令和限制下，这些替代品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就像在其他市场上寻找替代品一样。今天，我们看到新的链条在几年前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出现，尤其是在中俄关系方面。

当全球经济主体变得更加聪明，经济灵活性提高时，美国的强硬政策就适得其反。基础设施限制刺激了各种现象的出现或扩大，包括“影子”油轮船队、替代保险系统、交易所、通讯和在线通信服务。

欧亚大陆的大型交通项目重新提上日程。南北走廊的进展显而易见。推动此类举措并在整个欧亚地区建立一个单一体系是一项挑战，因为欧亚各国之间差异很大，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各不相同。巨大的经济差距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样的体系可能包含多种分散的双边和多边形式，也包括用于各个国家之间交易的金融工具，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的结算系统、利基领域的技术项目和有针对性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然而，这些创新的数量必然会导致质的变化。

欧亚经济将不可避免地摆脱一个以西方为中心、正被用作武器的相互依存网络。没有必要放弃这些依存网络，但准备备用工具来防止任意的政治化是有必要的。欧亚经济安全可以成为一套灵活、分散的机制，以减少“对相互依存的依赖”。虽然这在现在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欧亚大陆确实可以成为全球回归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联系体系进程中的旗舰。

2024年10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在俄罗斯城市喀山开幕

九、信任而非强迫

国家间和平而富有成效的关系，无论是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这对发展前景和安全问题同样适用。

国际关系中信任的基础是什么？西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北大西洋联盟就是这种方法的产物。现代西方国家在关键的国际问题上表现出严格的集团自律，这可以从它们在联合国大会和二十国集团（G20）中的一致投票以及统一政策中看出。那些不遵守规矩的人，如果有的话，很快就会被惩罚。

表面上看，这种做法在多极世界中具有竞争优势，进一步证明了其内部实力。然而，它缺乏灵活性，而且带有意识形态驱动的教条主义色彩，这对非西方世界来说是一种刺激。

世界多数国家（俄罗斯用此概念代指非西方的全球南方和全球东方国家）不必遵守上文提及的集团纪律。

面对试图分裂现代世界的尖锐地缘政治冲突，这可能会被视为软弱，而这一事实偶尔也会被我们的西方同行在诸如G20平台等场合所利用。然而，我们应该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这一现象：各国都在努力实现自身最大的灵活性，以使选择不受限制，并吸引力所能及的每一种发展资源。

然而，一个重要问题就此产生：如何在一个充满矛盾的多元化社会中建立关系？非西方国家之间独立合作的传统已延续数十年，其根源在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当时被归类为第三世界或不结盟运动的国家在会上宣布了共同的目标和宗旨。

宣言申明致力于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承认所有参与者不分彼此、一律平等，并以发展的名义促进共同利益。后来，东盟也采纳了类似的原则，如今这些原则也已进入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

非洲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非洲统一组织（OAU）以非洲国家面临的共同价值观和目标为基础，如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非洲统一组织的创始者们的声明犹在耳边，如坦桑尼亚首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曾说过： “只有团结，我们才能确保非洲真正治理非洲。”

1963年在非洲统一组织成立地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致开幕词时也强调了团结和搁置个体差异以实现团结的重要性：“团结是我们公认的目标。我们争论的是手段：我们讨论的是实现相同目标的其他途径；我们辩论的是技术和战术。但是，撇开语义不谈，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争论。我们决心建立一个非洲联盟。”

这一主旨发言还强调了非洲与亚洲之间的直接联系：“我们与亚洲朋友和兄弟团结一致。非洲与亚洲有着共同的殖民主义、剥削、歧视和压迫的遭遇背景。在万隆会议上，非洲和亚洲各国致力于将两大洲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并申明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不受任何外部干涉。《万隆宣言》和这次会议上阐明的原则至今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

自万隆会议和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会议所宣布的原则和目标不仅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现在正焕发生机，特别是因为这些原则和目标意味着相互信任。在总结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经验时，我们可以找出几项经过非西方世界政治实践检验和认可的原则。

第一：承认将不同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目标，并朝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各国政策中不可否认的优先事项。

第二：承认特定的差异不应阻碍共同目标的实现。

第三：承认特定的差异不会消失。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国情和道路。信任意味着容忍差异和权衡，以确保差异不会导致冲突。

第四：灵活的制度和程序机制。信任与承认差异相结合，使僵化的制度框架和限制不再是优先事项。因此，允许不同结构、不同形式的成员制度和承诺框架的共存和可能的交织成为务实的结果。

第五：逐步巩固内部，创造必要条件。

第六：加强世界多数国家之间以信任为基础的团结。

第七：致力于寻求区域问题的地方性解决办法，并将全球性问题视作区域办法的总和来处理，以确保各国的发展权不受制于新的全球制约因素。

与传统的集团纪律相比，这条道路更漫长、更复杂，但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道路，因为愿意结成单一阵营的国家越来越少。

十、能否就世界秩序原则达成一致？

二战后的时代为构建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思路。当时创建的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但没有一种公共产品是永恒的。全球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刻反思积累的经验，而不是弃之不用。21世纪第二个25年发生的事件不会给以往的世界结构划上句号，而是将为加强和适应新的现实铺平道路。毕竟，指导战后世界设计者的理想依然有效，并与全球趋势相一致。

一个开放的世界空间，确保所有民族和国家和平发展、繁荣和自我实现的权利，是当今世界的共同目标。事实上，与80年前讨论战后秩序时相比，我们现在更接近这一目标。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大国深陷于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之中。今天，这两种情况都已不复存在，但过去的残余尚存。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应该是创建新世界架构的努力的一部分。

出现新的全球性组织的可能性很小。然而，在大区域层面，单边努力可能是不够的，推动更稳定的合作形式很可能会占上风。目前，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突厥语国家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新的合作组织正在欧亚大陆接受考验。

所有这些倡议，以及任何现有或未来的倡议，本质上都是实验性的。时间会证明它们的有效性和功能性。未来，普遍性的区域平台可能会包含特定领域、相互目标不存在冲突的不同合作机构。

在20世纪中叶，世界是自上而下建造的，从金字塔的顶端到底部。新的体系不会如此一致，但会更加民主，它是自下而上建立的，依靠的是各个地区国家之间的自我组织与合作，它们必须共同解决紧迫的实际问题。如果人类能够避免重蹈覆辙，那么区域层面的务实互动将催生出一个新的体系。这一体系将把握住地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能够将这些特质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转化为增长的基础。

作者团队：

·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科学院教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季莫非·博尔达切夫(Timofei Bordache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欧洲和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学术主任

·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Fyodor Lukyanov)：本报告执笔团队负责人；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研究主任；《全球事务中的俄罗斯》杂志主编；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研究教授

· 安德烈·苏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 伊万·季莫非耶夫(Ivan Timofeev)：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项目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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