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1月4-7日，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尔部第21届年会在索契召开，今年的会议主题为“持久和平的基础是什么？21世纪的共同安全与平等发展机会”，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和专家与会。

11月4日开幕式当天，会议发布了2024年瓦尔代年会报告《自下而上变革，或欧亚架构杰作》。瓦尔代俱乐部年会报告历来受到国际多方关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第8次受邀参加该年会，与往年一样，经瓦尔代俱尔部授权，由人大重阳运营的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翻译成中文版（译者：杨清清、陈修豪、韩家修、李雨琪），并授权观察者网首发。内文中个别观点有争议性，并不代表译者立场，特此声明。

2024年瓦尔代年会报告《自下而上变革，或欧亚架构杰作》

“惟有变化才是永恒的……差异产生最美的和谐”

——公元前5世纪，以弗所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of Ephesus）

如果说今年有什么主题，那可能就是世界已经习惯了缺乏预先确定的情景。关于国际秩序的讨论正在逐渐减少；以前的秩序不再起作用，也不知道新秩序一旦出现会是什么样子。几年前，瓦尔代年度报告的作者提出，正如我们所知，这种秩序不太可能出现，他们的假设最多只能引起一些克制的评论。没有秩序我们怎么可能做事呢？

然而，从历史标准来看，生活在一个结构化的国际体系中的习惯是相对较晚形成的。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以不受管制的国际关系为标志。这些关系在各国互动过程中形成，并迅速发生变化。我们现在习惯称之为多极或多中心的世界，就其形式而言，让人联想到20世纪初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环境。然而，这种类比具有误导性，因为当今的国际关系结构完全不同。

首先，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世界仍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相互联系的整体。冲突不会切断关系，但会扭曲关系，有时甚至会非常严重。

其次，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相比，甚至与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全球秩序建立的1945年相比，影响国际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的数量几乎增加了几个数量级。这不仅仅包括主要国家。

以前通过和平或军事手段建立全球平衡的方法不再有效，各国尚未看到创新工具进入其武器库。我们将被迫利用现有资源，并利用这些工具来应对变化的环境。这将要求每个人都重新解读当前的事态发展，并放弃上一个时代定义我们观点的刻板印象。在去年的报告中，我们曾提出，围绕基于等级制度的方法构建国际关系的不可能性将成为未来时代的一个标志。随后发生的事件表明，事情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一、避免全面冷战

1945年，当我们今天视为典范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时，作家和散文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文章《你与原子弹》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即拥有庞大核武库的国家的强大军事能力使得持久的冷战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不仅涉及这些国家之间的对抗，还包括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因素——它们与其他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之间的对抗。

在国际优先事项的层级中，核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始终高于其他类型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冲突将组织建立全球或区域合作体系，而只会导致竞争体系。这些大国提出的所有倡议都带有它们与其他拥有相似破坏力国家之间关系的印记。因此，在他看来，国际政治注定不会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是“没有和平的和平”。

到目前为止，全球稳定的命运确实受到了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最强大国家之间分歧的影响。但这是否足以让我们相信，我们应该“忍受现有的苦痛，而不敢轻易尝试那未知的苦痛”呢？

尤其是，即便在激烈对抗的当下，世界也并未像上个世纪那样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尽管西方阵营式的集团体系看似成功，但它并未被复制。这表明，以意识形态和严格纪律为标志的有约束力的联盟并非常态，而是特例。没有迹象表明其他国家正在寻求建立与西方类似的志同道合的联盟。

新的规则源于权力平衡的变化。就当今世界而言，少数国家已不再能够对国际社会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我们在大多数国家所看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独立追求，已成为新兴区域秩序乃至可能也是国际秩序的结构性基础。

当前的形势颇具讽刺意味。一方面，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规模和深度都比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那次更大。另一方面，这些变化本质上并非革命性的。它们不会导致既有规则和规范的崩溃与消失，而是会促使其发生转变。说实话，没有人真正希望看到极端情况的发生。当前和预期的国际冲突升级看起来不像是有预谋的战略，而更像是鲁莽行动或缺乏替代方案的结果。关键在于，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未来的局面也绝不会是对过去的重演。

亟需建立稳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能够增强各国的现有能力，还能防止发生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等正在上演的悲惨情况。对这类机制的探索在欧亚大陆最为广泛，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也拥有发展这类机制最有利的先决条件。欧亚大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十分紧密，欧亚进程将对全球其他地区以及解决粮食、能源和环境等关键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产生决定性影响。

以色列军队轰炸加沙多个地区，造成一片狼藉 法新社

二、各自发展意味着人人安全

从特殊到普遍

建立欧亚安全合作体系，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一项实际项目，都面临着诸多障碍。然而，如果每个国家的发展目标能够优先于导致冲突和竞争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实现这一目标是可能的。在大欧亚地区，冲突只影响周边地区，并未深入到领土内部，这意味着通过利用新型的安全协调来维护稳定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过去三年的全球事件清楚地表明，各国追求多元化发展道路、避免被局限在特定集团内的努力，比意识形态甚至战略路线分裂的惯性更强。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达到顶峰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选择不与二元世界的任何一方结盟，尽管这两个对立的集团构成了国际政治的核心。

现在，因为竞争已经失去了结构性，这种不情愿现在变得更加自然，意识形态驱动的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企图是人为的，以至于经不起国际现实的考验。

大多数国家都以不同程度的自信和主张，维护其在全球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力求确定实现自身发展和安全目标的道路。现代历史提供了以共同繁荣为目标的合作倡议的范例，其中东盟最为人所熟知。这种合作的基础是排除政治事务中的专制，扩大实际互动以满足每个国家的独特需求。这些原则为思考现代世界的区域安全可能呈现的面貌提供了一个起点。总体而言，区域安全体系构成了普遍安全的基础。

欧亚大陆的安全与全球安全密不可分，这使得它尤为特殊。

第一，俄罗斯和中国的安全直接取决于它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这是国际政治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因此，美国的战略野心直接影响到欧亚大陆的安全。此外，欧亚大陆的西部边缘——欧洲——仍然是西方集体的一部分，并追求其集团利益。

欧洲的未来是影响未来几十年国际政治的一个关键因素。尽管欧洲作为全球中心的时代即将结束，但由于其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它仍然是其他地区实现发展目标的一个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2022年至2024年间的事件加强了跨大西洋关系，削弱了欧洲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因为欧洲继续坚定不移地追随美国政治。

然而，鉴于全球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都认为，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变，欧洲的定位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吸引一些欧洲国家参与更广泛的欧亚项目。

第二，欧亚国家集团的安全也是集体安全的一部分。其中许多国家在欧亚大陆之外找到了发展所需的关键金融、技术和文化资源。它们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并对世界各地的许多发展产生了影响。它们在全球的重要性以及参与最高级别的“大博弈”，确保了它们在维护欧亚和平的利益攸关。这有助于解释欧亚大陆内部的相对稳定，并支持在欧亚大陆建立共同安全平台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从未爆发过一场涉及欧亚国家的重大军事冲突（西部边缘地区是个例外，因为欧洲“零和博弈”方法在这一地区主宰了几个世纪）。

随着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持续多样化，横跨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历史路径和路线正在重新焕发活力，这些路径和路线早于大航海时代和欧洲殖民时代。讽刺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实施的惩罚性经济措施，反而有助于发展替代性的全球贸易网络，促进经济灵活性和寻找替代解决方案。

第三，客观上，欧亚大陆覆盖了相当一部分宜居土地，是多种文明和数十个国家的家园，容纳了世界70%的人口。这一地区引起了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家的兴趣，他们将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视为全球进程的中心，这并非巧合。

欧亚安全与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其具体原则、国家间合作机制和制度形式很难只针对一个地区进行定义。欧亚大陆的国家间关系复杂，但鉴于其对可持续的相互关系体系的追求，且不存在过时机制的现状，因此潜力巨大。欧亚大陆有可能发展出欧洲安全原则和制度形式的替代方案，这些方案因欧洲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而不可能具有普遍性。

《赫尔辛基协议》建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以及后来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这是欧洲在建立普遍安全方面取得的最重要成就。然而，欧安组织未能适应1946年至1990年冷战后的新的力量平衡，导致欧洲持续出现重大军事和政治危机。

从普遍到特殊

欧亚大陆是一个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国际安全概念的地区。这一潜力一方面源于其与全球安全和发展问题的不可分割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各国对一个没有生存威胁的稳定环境的期望。欧亚大陆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并不要求各国像西方国家那样仅仅为了获得统一的好处而联合起来。然而，在欧亚大陆，建立明确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壁垒的可能性不大。欧亚大陆在应对新的国际趋势中截然不同的经验，最终可能为全球转型奠定基础。

支撑欧亚安全的因素包括：承认欧亚大陆的空间完整性，在这里划分界线的不可能性；承认共同利益和集体领导；该地区所有国家，无论其规模或潜力如何，均享有政治平等。

欧亚大陆没有任何革命国家或修正主义国家为了生存而被迫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像苏联或美国那样输出社会政治模式）。激进思想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跨境极端主义团体。遏制并最终消灭它们是共同的目标。

在奥威尔看来，欧亚地区安全体系的目的是解决以核大国关系为主导的全球安全问题之外的问题，并增强该地区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这意味着每个特定国家都有韧性。防御外部威胁和防止内部冲突恶化是通过多边合作而不是严格的集团纪律来实现的。目前的一个实际目标是确定外部威胁，使欧亚国家不会被迫在有核大国参与的奥威尔式冷战中站队。

关于独立国家构成秩序基础的共同理解，有助于阐明相互放弃可能侵犯该区域完整和该区域各国平等的任何行动的核心原则。核心价值在于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社会政治制度，坚决拒绝改变这些制度的努力。这种方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与1990年代至2010年代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当时，西方政治领导人将包括积极外部干预乃至军事干预在内的对主权国家进行强制转型视为一种标准做法。

主权平等使正义成为可能，这一概念虽然主观，但却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未来的国际秩序将以确保公正的关系为中心，即使过去旨在消除权力不平衡的制度被废除。未来的规则越能保证公平，就越能有效地防止武装冲突。共同目标是维护欧亚各国核心利益和价值观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