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评价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命在进行标价。因为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对还是比较低，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另外，中国人口规模大，即使一个罕见病在中国对于很多小国可能也是一个病患规模比较大的疾病。考虑到这些诸多因素，国家医保目录给我们专家组确定了一个建议的平均支付标准——如果一个新药能够延长一年的寿命，只要它不超过人均一倍的GDP，就属于物有所值的一个药品。我们现在人均GDP是一万多美元，约折合七八万人民币，所以某个药物若能够延长患者一年的寿命，只要不超过七八万人民币，就算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药品。

如果用这把尺子来度量，诺西那生钠是3.3万元一只，第一年要六只，这就接近20万元人民币了，相当于是我们目前用于其他药品支付标准的两倍多一点，按7万算就是三倍左右。也就是说专家们给的这个底价，事实上已经大幅超过了我们用于其他一般药物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到三倍，已经是接近世界卫生组织那个高标准了。

专家肯定是有了更多的考量，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它是罕见性疾病，第二它是儿童疾病，第三它是创新药物。我们的专家才可能把这个支付标准从一倍人均GDP推到接近三倍人均GDP。

如果我们不做评估，医保就按照70万元付，看似我们照顾了患病儿童的利益，但是大家想想，在这个医疗保险基金里，还有很多其他的儿童、妇女、老人的疾病，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资金用的太多而不得不减少医保报销。而对他们来说，可能花更少的钱（相对于诺西那生钠）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能我们不做这样的评估，是对生命更不负责。

从这个意义上讲，花更少的钱买了更多的生存年份，不是更值吗？所以我们在对生命进行考量的时候，确实应该有整体性、全局性、系统性的观念，才是对所有人的生命最大程度的尊重。

医保局谈判代表张劲妮谈医保：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

医疗卫生资源按需方配置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把影响健康的因素分成四大类：一类是医疗卫生服务，指的是卫生经济学。二是我们的健康行为，吃什么、穿什么、行什么、做什么，统称为健康行为经济学。三是环境，既包括生物学上的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甚至政治环境，因为它都对我们的身心有影响。最后是遗传基因的影响，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健康水平。比如说有一些因为基因变异导致的遗传性疾病。

关于医疗卫生资源如何配置的问题，这是国内外研究的一个重点。说到资源配置的方式，这并不是一个能够简单用行政手段还是市场手段回答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基于这么多年参与相关政策的学术研究,我的体会是还是那句老话，市场的手段重要，行政的措施也非常重要。

现在基本医疗保险的筹资由政府主导，这是一个让14亿人的资源能够通过比较有效的方式筹集起来的途径。如果不采取行政的手段，而是根据个人是否需要缴纳保险基金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这样做一是力度比较弱，二是会有很强的选择性偏差。年轻的人以及健康水平比较好、健康风险比较低的人就倾向于不买；年龄偏长的人以及感觉身体会出问题的人则会购买。这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逆向选择的问题。所以要通过一定程度的行政手段，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里。

资金筹集到位后，资金的配置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其中两个大的思路，一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把资源直接配置到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方，就是医疗机构和医院。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的各种行政方面的要求，规范其行为、道德水平等等，来为民众提供比较有质量的，甚至低价的、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在事前把资源配置到医疗服务机构的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是把资金统一在第三方的基金池子里，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这个基金实际上代表民众形成的一个第三方巨大的购买平台。居民产生医疗服务需求之后，可以决定自己去哪儿就医、何时去就医。如果对就医的感受、就医的过程、就医的结果不满意，患者可以选择其他医疗机构，也就是说把资源配置到需方。

资源可以配置到供方也可以配置到需方。两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用好这笔钱，为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提供保障。但是这两种配置方式有很多区别，其中区别之一就是患者在这两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把资源配置在供方，患者发挥作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它是事前把这些资源拨付到医疗服务机构，患者只能期待于医疗服务机构凭良心、自律，以及遵守政府相关的规定来提供有质量的、低成本的，甚至免费的服务。

如果资源配置到需方，居民就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因为患者要看病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医院，没有被选择的那些医院，可能就面临没有足够的患者去看病的情况，医疗保险机构就不会给这些医院支付，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资源配置偏向需方是一个更好的选项。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医疗健康在服务业层面的作用远不仅体现在医疗服务的需求侧，同时它也是整个现代服务业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上从二战以后，在众多的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里，医疗健康产业或者医疗健康业所占GDP的比重都在逐年增加。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七十多年以来，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在同期超过了所在国家宏观经济增长的速度,从而使得宏观经济配置到医疗健康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

中国医疗服务市场规模（数据来源：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国家卫健委，易凯整理）

这就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说明人们在自己创造的财富或者收入当中，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促进自身健康，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第二，医疗健康服务的特质——它是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我们去医疗机构看病就医的时候，首先会见到自己的大夫，还有很多的包括护士在内的服务人员。和其他产业相比，尽管在医疗服务药品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自动化的工具来取代过去的人工服务，但是在跟患者接触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段的时候，患者是更希望看到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人提供服务。

美国劳工部发布的就业指数跟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是高度相连的。经济增长好的时候就业指数就上升，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就业指数下降。但是有几个行业的就业指数，从头到尾一直是上升的，其中之一就是医疗服务机构的就业指数，包括医生诊所的就业指数、护士的就业指数、医院专业服务人员的就业指数，都是一路向上，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周期没太多关系，这就说明它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很强。

医疗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之所以不会随着经济周期下行上扬而变化，是因为我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刚性的。经济好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病就医，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病就医。甚至不排除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有更多时间去看病，因为看病是有时间成本的。另外可能因为找不到工作，心理上产生了更多的疾病。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医疗服务需求不可能下降，它只可能上升。

目前美国医疗服务占GDP的比重是18.5%左右，中国目前是7%左右。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利有弊，医疗服务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并且似乎没有天花板。当然它可能服从边际报酬递减，它虽然是不断上扬，但它上扬的幅度可能会越来越慢。说到它的挑战，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财富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放弃一些本可以带来消费水平更大提升的其他资源，比如买房、买车、旅行、求学等，我们不得不牺牲一些资源去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