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流行对防疫的启示：做到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健康三位一体

过去三年人类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走出了新冠疫情风暴的阴影。各个国家都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不乏经济的代价。

未来如果再次面临这样大的疫情，可以把相关的措施活动安排得更好，我觉得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也有一些创新的做法可以参考。现在世界上很多顶尖的流行病学专家、病毒专家、公共卫生专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他们觉得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在未来不会降低，还可能增加。

为什么风险会增加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整个人类的活动有关，除非我们采取一些降低大流行风险的行为。比如大流行主要是因为微生物，像SARS也好，新冠病毒也好，它在自己的栖身之地可能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所以它要找到新的地方生存。这些微生物自身并没有能力传播到人类身上，它大多数是基于比较大的动物作为宿主，才传播到人类身上来。所以动物栖息之地的保障，就变成了为人类提供更好的健康平台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并不知道微生物是如何感染到人的身体的，但我们知道它一定是通过宿主在影响我们身体。所以我们不要太多地侵犯野生动物的栖身场所，也不要去狩猎野味，这些都会增加野生动物跟人类之间的接触空间，带来微生物传染到人类身体的风险。在如何避免或者如何降低微生物感染人类，形成大流行风险的行动方面，我们关注人类的健康，就应该关注动物的健康。

另外就是我们生存的生态。就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一共生活了八十多亿人，我们需要一个很友好的生态环境。其中从自然的生态环境来看，有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是合适的温度，气温不要太高，也不能够太低。 比尔·盖茨在2021年出版了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气候经济》。他预估，由于气候变化，尤其是温室气体上升太快，如果我们今天不做任何干预的工作，在21世纪末人类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死亡接近1000万人一年。

另外一个是污染。污染带给我们的影响会更直观一些。事实上人们可能不一定知道，污染对心血管系统的影响比呼吸道还要严重。比如在中国，心血管系统里最严重的疾病是脑卒中，包括脑溢血，脑中风，最严重的是脑部的血管系统疾病，心脏部分是第二。但在发达国家，心脏部分疾病死亡的风险是最大的，超过脑部。我们从医学的研究结果发现，对卒中部分的心血管系统堵塞、破坏和造成的死亡，其中有43%来自于室外和室内的污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应该行动起来，减少一些污染，这是在保命。

人类未来要更好地应对大流行，就应该从“健康促进”开始，做到人类健康、动物健康、生态健康三位一体。我们没办法完全避免未来的大流行，但是我们只要在这些方面努力，就可能降低大流行的风险。

另外，我们可否去讨论一些更有效的、更利于降低对社会经济代价的防疫方式。

经济学里有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分支叫行为经济学，是从上个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所谓行为经济学既考虑到了市场经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方面，就是给市场的经济主体更多自己去配置资源的空间。同时它也考虑到像凯恩斯主义这样的思想，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行为经济学就希望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手段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叫做自由家长式的作风。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未来真的不幸发生了大流行，我们发现它在公共场合可能会传播，如果强制对每个人进行病毒检测，要求每个人戴口罩，这是家长爱护孩子的做法，简单而易行，同时它的代价是什么——对商铺带来巨大的影响，对社会经济活动带来巨大的影响，对个人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影响。有时候人们可能还抵触，觉得你管我了，就像孩子对父母管教太多觉得不高兴。

但如果换种做法，比如有关的行政部门说，我们提倡大家戴口罩，并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检测，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做检测，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到免费口罩。但是我们不限制你，假设进商场以后你没有有效的病毒检测结果，也没戴口罩，你也可以去，但根据相关规定要多收税，商场商品价格上升20%-30%。

这样做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是去商场、去旅行、去工作、去乘车、乘飞机的第一责任人，并没有被剥夺决定权，你在做决定，你愿不愿意支付这个税？

第二，商铺不会大面积停止营业，社会经济活动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第三，20%-30%的额外税收可以更好地用于给大家提供病毒检测、口罩等便民服务。宏观经济受到的影响减小，商铺受到的打击减小，每个人还是自己行动的第一责任人，这样的一个自由家长式的作风，我相信它会更加受欢迎。

行为经济学发现，小孩子在跟父母之间进行博弈时，父母替他做决策，看似来得更快更有效，但是往往会造成孩子们的抵触情绪，因为父母剥夺了他们做决策的机会和权利，效果反而可能还不好。反过来父母如果给孩子选择的权利——孩子可以做决定，但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反而孩子会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行为经济学提供的所谓自由家长式的这种助推方案，是值得我们以后多学习的。

在2016年健康中国方案出来的时候，就提到了我们希望让个人更好地发挥健康第一责任人的作用。这并不是异想天开的说法，个人健康行为对自己生命健康的决定程度，至少高达50%。而医疗技术对我们健康生命的影响最多也就是百分之十几。

有研究显示，影响健康的因素中，个人健康的行为影响占比达50%，基因与环境因素各占比20%，医疗保健占比10%。

为什么医疗健康的技术手段，对人类的健康的影响程度，远远不足以达到我们个人健康的行为？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大家想想，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第一个是狩猎文明阶段，第二个是农业文明阶段，第三个是现代人的工业文明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时长大概是什么概念呢？我给大家形象地画一个钟表。假设我们把这30万年时间放在24小时的钟表上，从零点开始走，狩猎采集文明的阶段是从零点开始，一直走到23点多；只剩下最后不到1个小时，进入到我们一万多年前的农业文明；农业文明那个时针再往24点走，走到最后大概一分钟左右，是我们在过去两三百年的时间，只有一分钟不到，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时间。

我们这个直系的祖先在99%的阶段里，形成了什么样的生物学基础呢？他们的生活有两大特征：第一，他们不知道可以种粮，他们不知道饲养动物，他们每天要到外面去采野果、打野兽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见到什么就吃什么，所以他们每一天的食谱非常多元化。所以，形成了第一个直到今天还影响我们健康的生物学基础，叫做食物多样性。

第二，我们的这些祖先每天都得出去打猎和采集，他们平均行走的路程，每一天是7公里到10公里，这是我们今天运动健儿才能够达到的程度。所以，运动代谢功能刻在我们的基因里，要求我们每天得有几公里的走动。

现代医学手段对人类健康的贡献确实非常大。尽管如此，它也只能为人类担负起10%-15%的重任。因为我们的祖先塑造了我们必须食物要多样化，要天天运动的生物学基础。所以，在认可现代医学手段贡献的同时，必须要明确我们健康的主体，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来自于我们个人。